马  斌  季跃东

张謇、黄炎培、陶行知不仅以坚定不移的信念和毅力身体力行，在职业教育的处女地上奋力开拓，而且以自己睿智的目光和深刻的思维观察社会、思考民生，提出了各具个性又互为补充、相得益彰的丰富的职业教育的思想和理论，为后人留存了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对现代高职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指导意义。

一、独树一帜：职业教育的先行者和开拓者

张謇、黄炎培、陶行知是立足江苏、誉及全国的我国职业教育的三位具有重要影响和重大建树的开拓者和实践者。在国家危难之时，三人殊途同归，共举教育救国之旗，同走职业教育之路，又别具一格，独树一帜，各自书写了那个特殊时代的极富特色的崭新篇章。三人虽然年龄有少长，所处时局和环境亦不同，但教育救国的信念使他们既有公务、社交上的往来，更有志趣相投、心灵相通的神交、感佩与支持，因而共同成为我国职业教育的拓荒者和引路人。

1、三者之中年龄最长者是张謇。张謇（1853-1926），字季直，号啬庵。1853年出生于江苏海门常乐镇，1869年考中秀才，1885年顺天府乡试考中举人，1894年（光绪20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辰设恩科会试，考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1904年，清政府授予他三品官衔。1911年任中央教育会长、江苏议会临时议会长、江苏两淮盐总理。1912年南京政府成立任实业总长，1912年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总长，后因目睹列强入侵，国事日非，毅然弃官，走上实业教育救国之路。他一生创办了20多个企业，370多所学校，为我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宝贵贡献。毛泽东同志在谈到中国民族工业时曾说过：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其实，职业教育同样也不能忘记张謇。

张謇创办职业教育时还谓之实业教育，其指导思想是"以教育改良实业"，以实业的发展为职业教育的出发点。1899年大生纱厂建成投产，实业有了成效之后，张謇便开始创办职业教育。张謇从"纺织须棉，须增产棉地"，"有棉产地，须讲求改良棉种及种法"出发，于1902年欲在通海垦牧公司开办他的第一所职业学校"农学堂"，培训农垦技术人员，但因交通受阻而未成，1907年在通州师范附设农科。张謇在筹办大生纱厂的艰难曲折中，深感中国缺乏机械、纺织工程学等方面的人才，而纺织需要纺织专门人才，因此设立纺织学校。这样，中国最早的一所棉纺织学校也就应运而生。1912年张氏弟兄在大生纱厂附设了纺织染传习所，1913年改称纺织专门学校，以"校所养成之人，供南通一县之用"，在我国开创了纺织高等教育的先河。随着张謇创办纺织工业的成功，南通的实业很快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各种技术和各类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张謇在"农工商皆资学问"思想的指导下，倡导和创办各类职业学校。到1920年前后，除了通师曾附设有测绘科、工科、农科、蚕科，女师曾附设有手工传习所外，还陆续创建了商业学校、银行专修科、工商补习学校、镀镍传习所、女子蚕桑讲习所、女红传习所等。张謇为了适应"地方自治"的需要，还办了宣讲传习所、巡警教练所、交通警察养成所、监狱学传习所等，共有20个左右不同专业的职业学校。仅有百万人口的南通一县竟然拥有这么多的职业学校，在当时的国内是绝无仅有的。而民族工业发展较早的无锡，荣氏兄弟1919年才创办他们第一所职业学校公益工商中学，1928年以后才举办"申新总公司职员养成所"；蒋寿萱于1930年才办了"华新制丝养成所"，唐星海于1931年才办了"庆丰纺织养成所"。无锡的民族资本家所办的职业教育，不仅起步在南通之后，而且其投资和办学数量也远不能与南通相比。此外，张謇在担任全国水利总裁时，在导淮督办期间还创办了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水产专门学校，还监督或策划苏州铁路学校、吴淞商船学校的开办。张謇还在1917年与黄炎培、蔡元培、陶行知等人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并支持陶行知就任教务主任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扩建为国立东南大学。张謇成为我国职业教育的最早拓荒者。

2、三者之中年龄为次者是黄炎培。从黄炎培之始，职业教育已名正言顺，名至实归。黄炎培（1878-1965），字任之，别号抱一，1878年10月出生于江苏川沙县（今上海浦东）。黄炎培14岁丧母，17岁丧父。家境日渐贫寒，为维持生计寒暑假在县城一家百货店打工。1899年黄炎培以第一名取中秀才。1902年，黄炎培应江南乡试中举。1905年，经蔡元培介绍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和反袁斗争。1915年起黄炎培发起组织美国实业视察团，1916年9月，黄炎培在江苏教育会附设职业教育研究会。1917年5月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极力主张对教育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1918年黄炎培又募款创办中华职业学校，并受爱国侨胞委托筹办东南、暨南、同济等大学。从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到1949年为止，其间32年，在黄炎培主持下，先后在上海、重庆、南京、镇江、四川等地创办多所职业学校。黄炎培还创办了《职业与教育》等刊物，并著有《黄炎培教育考察日记》、《中国教育史》等书，对中国的职业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1941年黄炎培当选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新中国成立后，黄炎培历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职。

通过接触新学和兴办教育，黄炎培痛感清王朝腐朽，倡言变革，因此遭官府通缉被迫亡命日本。老师蔡元培询问其是否愿意参加反清革命，黄炎培郑重地宣誓参加同盟会并担任同盟会干事，一面办学，一面联络同志。在辛亥革命后，黄炎培曾担任江苏省署教育司长三年。任期内，其兴办的教育事业为全国各省之冠。1917年后，黄炎培赴美国、日本考察，深感中国传统教育强调"学而优则仕"，导致所学的东西与经济和生产实际相脱离。回国后，黄炎培不再入官场而是创建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国内知名人士蔡元培、严修、张元济等都在成立宣言上签名。1918年，黄炎培创办中华职业学校，提出"劳工神圣"和"敬业乐群"的口号，以"双手万能"为校徽，倡导"手脑并用"的校训，培养的实用性人才深受实业界的欢迎。当时，职业教育成为社会新风尚，黄炎培也在全国教育界声名鹊起。黄炎培兴办教育时，因支持学生员工的进步活动，被诬为"赤化"，1927年，蒋介石以"学阀"之名对他进行通缉，后又派邵力子（黄炎培同学）对其封官许愿，黄炎培拒不任职。1941年3月，黄炎培代表中华职业教育社同其他民主党派发起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名中国民主同盟），抗战胜利后，黄炎培与胡厥文等工商界、教育界人士发起成立民主建国会。1946 年7月，国民党特务暗杀了李公朴、闻一多，蒋介石随之又威逼利诱，许以高官，黄炎培则坚决表示"不能自毁人格"。1945年7月，黄炎培等5名国民参政员从重庆飞往延安访问，目睹延安的施政措施和大生产成就，又同毛泽东在三天内促膝长谈十几个小时，遂写成《延安归来》一书自行出版，很快被抢购一空。书中记载了一段他与毛泽东关于"兴亡周期率"的对话，今天仍为人们耳熟能详。早在民国成立时，黄炎培曾愤于袁世凯及其后继者的黑暗统治，对两次任命其为教育总长的通告，置之不理，均不就职，并以不做官自许，而新中国成立，周恩来以"现在是人民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之语，使已70多岁高龄的黄炎培欣然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这也真正实践了黄炎培所信奉的座右铭：理必求真，事必求是。言必守信，行必踏实。黄炎培成为我国职业教育的首创者。

3、三者之中年龄最少者是陶行知。陶行知（1891-1946），原名文濬，后改知行，又改行知，安徽歙县人。1914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后赴美留学，入伊利诺大学攻读市政学，获政治硕士学位，同年秋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师从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获得"都市学务总监资格"凭证。1917年回国后，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教务主任等职，继任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反对"沿袭陈法"，主张教学合一。

五四运动后，陶行知积极从事平民教育运动，最早注意到乡村教育问题。1926年起草发表了《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1927年创办晓庄学校，1932年起，先后创办了"山海工学团"，"晨更工学团"，"劳工幼儿团"，首创"小先生制"，成立"中国普及教育助成会"，开展"即知即传"的普及教育运动。1934年主编《生活教育》半月刊。7月，正式宣布自己的名字由"知行"改为"行知"。1929年，陶行知派吴庭荣赴淮安创办新安小学，并开始试行"五院制"和"学院制"，先后在晓庄增设民众学校、民众茶园、联村自卫团、晓庄剧社等设施。陶行知认为中国的国情是以农立国，教育应为占中华民族最多数的贫苦农民服务，并提出以普及乡村教育运动来改造中国乡村社会。为此，他系统提出了生活教育理论的基本观点："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教育思想。1931年春，陶行知在上海从事"科学下嫁运动"，创办自然学园和儿童科学通讯学校，主编《儿童科学丛书》。次年10月创办山海工学团，以"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为宗旨，继续试验生活教育理论。后陆续创办晨更、报童、棉纺等工学团。1934年1月，陶行知又发起"小先生运动"，利用识字儿童开展扫盲、普及教育工作，发起成立普及教育协会，并编印《老少通于字课》和《小先生丛书》。1938年8月，陶行知回国路过香港，倡导举办了"中华业余学校"，推动香港同胞共赴国难。1939年7月，在四川重庆附近的古圣寺创办育才学校，培养有特殊才能的儿童。1945年，陶行知当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1946年1月，陶行知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推行民主教育。抗日战争胜利后，陶行知回到上海，立即投入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争和平的斗争。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遭国民党特务暗杀后，陶行知被列为黑名单上的第三名。他一面作好了"我等着第三枪"的牺牲准备，一面继续坚持斗争，视死如归，始终站在民主运动的最前列，终因"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于1946年7月25日患脑溢血逝世。陶行知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赤子之忱，为人民教育事业奋斗终生，陶行知逝世时，宋庆龄称他是"万世师表"。陶行知是我国职业教育及生活教育的积极推进者。

二、博大精深：职业教育的思想者和理论家

张謇、黄炎培、陶行知不仅以坚定不移的信念和毅力身体力行，在职业教育的处女地上奋力开拓，而且以自己睿智的目光和深刻的思维观察社会、思考民生，提出了各具个性又互为补充、相得益彰的丰富的职业教育的思想和理论。

1、关于职业教育的办学目标  职业教育的根本目标和主要任务是振兴实业、为民谋生。张謇曾提出"苟欲兴工，必先兴学"（1）的主张，此后又发表了"教育为实业之母"（2）的著名演说，把教育看作是实业振兴之本，在《江苏教育总会咨呈江督、苏抚、宁苏提学司请开办实业教育讲习所文》中张謇更明确地提出："窃维环球大通，皆以经营国民生计为强国之根本。要其根本之根本在教育。……欲图自存，势已岌岌；舍注重实业教育外，更无急要之计划。"（3）在张謇的视阈中，职业教育承担着振兴实业的重任，更是训练职业技能的谋生教育，"教育以普及为本，普及以生计为先。"（4）黄炎培进一步指出："职业教育之旨三：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一也；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二也；为世界、国家增进生产力之准备，三也。"（5）使职业教育的目标更加清晰分明，而作为受教育者的学生对于自身的发展方向也不至于模糊不清，黄炎培说道："职业教育，将使受教育者各得一技之长，以从事于社会生产事业，藉获适当之生活；同时更注意于共同之大目标，即养成青年自求知识之能力、巩固之意志、优美之感情，不惟以之应用于职业，且能进而协助社会、国家，为其健全优良之分子也。"（6）陶行知则提出："职业以生利为作用，故职业教育应以生利为主义。……凡养成生利人物之教育，皆得谓之职业教育，凡不能养成生利人物之教育，皆不得谓之职业教育。"（7）陶行知所言生利，即生产之利、生计之利，而且，"生产一事一物时，必自审曰：'吾能生产乎？吾所生产之事物于群有利乎？'"（8）也就是说，受职业教育者应以"利群之精神"从事生产、发展生活，为社会服务。

 2、关于职业教育的办学方针  职业教育应坚持"面向社会、面向生产、面向生活需要"的方针。张謇提出"在南通讲教育，先要想什么是南通需要的，什么是适合南通的。"（9）按照张謇之意，职业教育之所以产生和发展，就是因为能够应其需要，所谓应运而生，"二十八年（1902年），创立师范学校，以为普及教育之基础。纺织须棉，须增产棉地，乃创设通海垦牧公司，有棉产地，须讲求改良棉种及种法，又创设农业学校。……纺织须纺织专门人才，又设立纺织学校，此校为全国所仅有。又设商业学校。南通实业逐年发达，各省旅学于南通各校者，亦逐年加多。乃注重卫生，设立医校及医院。更进而有图书馆，有博物苑，有气象台。"（10）黄炎培指出 ："教育本以适应需要为主，职业教育更不能离此原则。赶速完成应修之课程，进而谋农、商界之联络，注意需要，勤求实用，自是介绍毕业生出路之良法，又足为将来发展之地步。"（11）社会化是黄炎培所主张的职业教育之特征，他主张办理职业教育必须注意时代趋势与发展途径，社会需要某种人才，即办某种学校，而且，"职业学校设哪一科，乃至一科之中办哪一种，完全需根据那时候当地的状况。"（12）"职业学校尤宜向职业社会里边去办，而以飞机式为大戒。"（13）陶行知则进一步地明确了改进教育的"进行方针"，即"今后对于教育之努力，应向适合本国国情及生活需要之方向进行。"（14）教育应当为学生寻找"生路"，"就是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运用环境里的活势力，去发展学生的活本领--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活本领。"（15）

3、关于职业教育的培养范式  职业教育以职业技能训练为核心进行课程设置，围绕培养职业技能轴心来建立课程群及突出实践环节。张謇强调，"夫课程之订定，既须适应世界大势之潮流，又须顾及本国之情势，而反复斟酌损益，乃不至凿圆而枘方。"（16）张謇从"学必期于用，用必适于地"（17）的原则出发，把实习实训作为职业教育的重要内容，郑重提出专门教育以实践为主要的主张，强调要注重实地练习，以养成切实应用之知识。黄炎培认为，职业教育的目的乃在养成实际的、有效的生产能力，欲达此种境地，需要手脑并用。黄炎培不仅把"手脑并用"作为职业教育的最显著特征，而且把实习实训作为职业学校是否名副其实的根本，"于功课切不可重理论而轻实习；于训练切不可长惰性而废服劳。否则，其结果仅存职业学校之虚名。"（18）陶行知则明确提出了以"做"为中心的"教学做合一"的教育论，"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从先生对学生的关系来说，做便是教；从学生对先生的关系来说，做便是学。先生拿做来教，便是真教；学生拿做来学，方是实学。不在做上用功夫，教不成教，学不成学。"（19）陶行知还提出了"中国教育革命的对策是手脑联盟"的论断，并利用各种形式阐述手脑并用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意义，为了强调实践之于理论、行之于知的重要性和第一性，他还把自己的名字由"知行"改为"行知"。

4、关于职业教育的就业导向  职业教育的终极目标之一在于使学生能够充分就业。"没有饭吃的人要使他有饭吃，生活困苦的人使他能够逐渐提高"（20），张謇认为，职业教育就是要使学生做到"将来毕业后，为农者必蕲为良农，为工者必蕲为良工，为商者必蕲为良商，以今日联合集会之精神，贯注于永久。"（21）黄炎培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办职业学校最大的难关，就是学生出路。无论学校办的那么好，要是第一班毕业生没有出路，以后招生就困难了。万一第二班再没有出路，从此没有人上门了。"（22）而解决问题的良策莫过于奉行"大职业教育主义"，"总须使学生毕业后，确是供给厂家所需要，兼须使厂家心里认清立校的本旨，看学校和自己的学校一样，然后毕业生的出路可以无有问题。"（23） 陶行知则从学生"才能"与"兴味"的角度，阐述专业方向、职业选择与就业"生利"的关系与条件，"吾人对于一业，才能兴味皆最高，则此业为最适；因其最适而选之，则才能足以成事，兴味足以乐业，将见学当其性，用当其学，群与我皆食无穷之益矣。故能选最适之业而学者，生大利不难，岂仅生利已哉！择业不当，则虽居学习生利之名，而究其将来生利与否，仍未可必。故欲求学业者归业，必先有精选职业之方法。"（24）

5、关于职业教育的人格培养  张謇把人格养成作为首要，提出要"注重学生道德、思想，以养成高尚之人格；……养成勤勉耐劳之习惯。"（25）张謇从民族复兴的高度，强调人格培育、礼教熏染和德行养成，"须是人人成一种有人格人，士轨于士，农轨于农，工轨于工，商轨于商。秦并天上而鲁后亡者何？以有礼教也。有礼教有学问之国，即亡亦必能复兴。"（26） "惟不德无行，为人所不齿，即社会所不容，故德行为重，而艺次之。若中学以上，则为大学分科之备。而大学分科则为社会高等事业人才养成之备，故德行必兼艺而重，而艺尤非德行不行。"（27）黄炎培指出："做人最小限度，须让我做一世清清白白、堂堂正正的人……吾第一句话，就是说：大家把人格建立起来。"（28）黄炎培认为，人格教育其实是职业教育的首要任务，否则职业教育就会演变成纯粹的技能、手艺培训，"仅仅教学生职业，而于精神的陶冶全不注意，把一种很好的教育变成器械的教育，一些儿没有自动的习惯和共同生活的修养。这种教育，顶好的结果，不过造成一种改良的艺徒，决不能造成良善的公民。"（29）陶行知则提出要有"大丈夫的精神"，即"必须有独立的意志，独立的思想，独立的生计，和耐劳的筋骨，耐饿的体肤，耐困乏的身，去做那摇不动的基础。……推己及人的恕道，和大公无私的容量，也是做人中人的最重要的精神"（30）。

6、关于职业教育的社会合作  在张謇看来，实业与教育、产与学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至亲关系。"实业所以裕教育之本, 教育所以储实业之材,更进而互助以求其发达,孳乳递衍廼及公益慈善。"（31）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便培养什么样的人才，社会需要什么样的服务就应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南通有纱厂，爰设立纺织专门学校；南通经营盐垦，爰设立农校。以实业辅助教育，以教育改良实业，实业之所至，即教育之所至。"（32）黄炎培则说得更为透彻，"设什么科，要看看职业界的需要；定什么课程，用什么教材，要问问职业界的意见；就是训练学生，也要体察职业界的习惯，有时聘请教员，还要利用职业界的人才。……最好使得职业界认做为我们而设的学校，是我们自家的学校，那就打成一片了。"（33）黄炎培还认为，职业教育只从职业学校、教育界做功夫是不行的，"单从农、工、商职业界做功夫，还是不行的"（34），而须"参加全社会的运动"，"职业教育是绝对不许关了门干的，也绝对不许在书本里讨生活的。"（35）陶行知则从分析乡村教育之所以没有实效的根本原因在于"各干各的，不相闻问"的角度，提出"那最应当携手的虽是教育与农业，但要求其充分有效，教育更须与别的伟大势力携手"（36），这个"伟大势力"，其实就是社会生活的各行各业、各个领域，这个"携手"，毫无疑问地就是"联络"、交流、合作。

此外，张謇、黄炎培、陶行知在关于职业教育的师资建设、学生日常管理、社会实践等方面亦有着深刻的见解与论述，可谓丰富而精辟。纵览这些思想与理论，无不发人深省，大有醍醐灌顶之感。

三、源远流长：职教思想的历史意义与现代价值

张謇、黄炎培、陶行知是人们所熟知的教育家，他们的教育思想及其教育实践为后人留存了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其中，他们一脉相承、息息相通的职教思想，对现代高职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指导意义。

1、历史回声  张謇、黄炎培、陶行知是以江苏为基地、活跃在江苏并影响全国的三位职教大家。三人虽然年龄差异悬殊，家庭背景不同，人生经历迥然，脾气性情有别，属地相距遥远，但一种历史的责任感，使得三人殊途同归，共同致力于创办新式教育。三人的交往包括信函往来，不是建立在世俗意义上的，而是在道义上、信念上、事业上、人格上的认同与理解，甚至钦羡。无论是陶行知出席张謇主办的科学社年会，还是张謇支持陶行知就任国立东南大学的系主任，或者是分别担任金陵大学学术刊物《金陵光》的中、英文版主笔，两人的交往可谓心有灵犀；无论是在主张共和的政治层面，还是在开办新学的政策层面，黄炎培都"是张謇非常亲信的人物"（37），竭力助成，而张謇的淡泊名利，愿以在野地位"为国家稍尽义务"的风格也影响了黄炎培，使其绝意仕途，张謇还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为黄炎培解围，两人的辞官行为竟使袁世凯颇为不悦，大骂"江苏人最不好搞，与官不做，遇事生风"；黄炎培与陶行知于1915年便相识于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门前，在教育主张和教学方法等方面一拍即合，回国后两人在各自办学上互相声援，同仇敌忾。

三人在交往方面虽说没有世俗的密切，但意气相投，人生阅历、思想主张确有许多相同、相似之处：都扬弃了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而极力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教育新路，以理想主义精神和坚忍不拔的意志创办新式教育；都以爱国救国、启迪民智、拯救民生为己任，以"舍身喂虎"、"甘当骆驼"、"名吾所不求，功吾所不争"的无私境界，开拓自己的事业，领风气之先；都有辞官不就、志在民众、脚踏实地的平民思想、为民办事的老实态度及其牺牲精神和执着信念；都与教育家杜威有着密切交往，并受其影响。值得一提的是，特别在职教思想方面，三人的理论和主张有着惊人的一致性。这决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这三位中国教育改革的伟大先驱，面对现实，正视国情，洞察时势，抱着同样的救国救民的宏愿，对职业教育规律及其发展趋势把握后所得出的必然结论。诚然，由于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者相同历史时期的不同阶段，三人对于职业教育的探索也高低不一，远近不同，有所侧重，呈现出各自的明显特色。张謇以发展实业为逻辑起点和归宿，着眼于维护和发展实业与教育的至亲关系，因而在职业教育的早期阶段具有开拓性；黄炎培从职业教育的社会化、科学化入手，大力倡导"大职教主义"，对职业教育规律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因而具有理论和实践的深刻性；陶行知则从职业教育出发，对社会生活推而广之，着力推行社会教育和生活教育，因而具有广泛性。他们的职教思想及其实践各有千秋，各放异彩，又都具有开创性，堪称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三座丰碑。正因为如此，当时的江苏成为中国早期现代职业教育普及面最广、声势最盛、成效最显著的省份之一。

2、现实观照  张謇、黄炎培、陶行知三位职教大家的职教思想是一个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富矿"，许多宝藏还有待挖掘。这些宝贵的思想和主张，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第一，指导我们进行准确的办学目标定位。张謇、黄炎培、陶行知对于职业教育于社会需要"适者生存"的论述颇为清晰，给我们现代高等职业教育的定位以深刻的启迪。现代高等职业教育必须紧紧吻合地方经济、行业发展和社会建设的需要才有旺盛的生命力，没有强劲的人才需求、发展需求、市场需求，现代高职教育就不会应运而生，也不会得到大力发展，同样，不能适应社会和职业岗位的要求，高职生也就难有用武之地，难以大有作为。因此，致力于培养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职业化、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同时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注重对最新科学技术的应用推广以及改进创新，理所当然地成为人才培养目标及办学目标的基本定位。建设小康社会和创新型国家，提高国民素质，正是现代高等职业教育的根本任务，只有培养数以千万计的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高技能实用性人才和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三位职教大家当年所企盼的强国富民和国民素质提升的目标才能真正实现。同时，我们应当从张謇、黄炎培、陶行知科学化、平民化、民生化的职业教育特点中受到启发，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职教情怀，"使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以就业为导向，以服务为宗旨，以学生的谋生为职业教育的终极目标，力求精进，舍此无它。

第二，指导我们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教学模式和教学内容。按照张謇、黄炎培、陶行知的知行统一、学用结合、手脑并用、教学做合一、校企对接的主张，现代高等职业教育必须在加强工学结合上下苦功夫，做大文章。无论是张謇的"校办厂、厂办校"的校企结合模式，还是黄炎培在职业界找科目、课程、教材、教员及训练方法，"向职业社会里去办"职业学校的办学形态，或者是陶行知"与别的伟大势力携手"的生活教育路径，都昭示着产学研合作、教学做一体是职业教育的生命线，也是现代高职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生命线。在新形势下这条生命线必须进行战略延伸，要把现代企业逐步建成高职生的技能实训基地、毕业生的就业基地、新产品的研发基地、"双师型"教师的培训基地和高职生的职业道德教育基地；同时，使学校成为企业的人才输送基地、技术开发与服务基地、员工培训基地、文化会通基地和爱心助学基地。更为重要的是，企业需要应成为高职教育教学改革的出发点、参照系和坐标轴。因此，必须注重和强化专业课程及其它课程的改革，全面实施"做学主义"（38），使工学结合、工读交替、半工半读等模式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使学生"养成实际的、有效的生产能力"，使其实践能力获得充分发展。同时，根据需要来精选课程及其内容。黄炎培早就告诫过，"吾以为不是实地根据业务上需要，但凭学者的理想来规定职业学校课程，还不如不规定的好。"（39）

第三，指导我们把道德品行的训育置于首位。张謇、黄炎培、陶行知三位职教大家无一例外地将人格品行放在对学生进行训育的首位，使学生学会做人、求真是他们的共同诉求。这是因为，适应社会需要，既包括知能方面"是否能适应职业的环境，切合职业界的要求"，因而强调以能力为主线，但更强调精神、情操、品质、德行方面能否适应社会需要、民众要求。而且，也避免了职业教育功利化的倾向。"专科学校的使命在造就实用人才，同时亦须重视人格训练，以免由实用而流于功利化。"（40）其实，在职业群体及环境中，非常注重任何一位从业人员的"天性之厚薄，品格之贞邪，才能之正诡，志节之坚脆，到此分明，更无掩饰余地"（41）。黄炎培的话颇具代表性、启发性："大抵非常时期所需求之人才，从消极说来，第一，自私自利者不可用；第二，圆滑取巧者不合用；第三，绳趋矩步，束身自好者不够用。从积极说来，一，须有高尚纯洁之人格；二，须有博爱互助之精神；三，须有侠义勇敢之气概；四，须有刻苦耐劳之习惯。而更须以坚强贞固的节操，战胜千艰百险的环境。"（42）就现代企业制度及其岗位要求而言，加强高职生的道德建设，使之牢固确立正确的荣辱观、价值观、人生观，切实改变某些学生身上或多或少存在着的铺张懒散、逆反不从、弄虚作假、言而无信、马虎苟简和虚掷光阴等毛病，确实重要而迫切。

张謇、黄炎培、陶行知的职教思想宝库恢宏崇高、饱满充实、深邃精辟，其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厚重而深远，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加以领会、继承和创新。限于篇幅，从简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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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为江苏省教育厅2005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指导项目《张謇、黄炎培、陶行知教育思想与高职教育》（编号05SJD880033）

编辑/马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