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9年（1920年），中华职教社与江苏省教育会等9个团体致电北平政府，要求政府迅速拿出处置鲁案*的办法，以伸民意。这是对山东省济南市召开的“山东国民大会”的声援。

*鲁案。指民国8年（1919年）4月20日山东省济南市举行10万人“山东国民大会”，要求北平政府坚持青岛及路矿由巴黎和会公断，直接交还中国，废除“中日密约”。

“中日密约”是指民国7年（1918年）9月24日日本外务大臣后滕新平照会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提出霸占中国山东各项权利的无理要求，章宗祥表示欣然同意。这一换文达成的协议，成为日本在巴黎和会上拒绝归还在山东侵占的有关主权的借口之一。

民国11年（1922年）6月12日，北洋政府总统黎元洪特任中华职教社创始人黄炎培为教育总长，辞，未就职，表明政治上不与北洋军阀为伍。此前袁世凯也宣布委任黄炎培为教育总长，亦未就职。

民国13年（1924年），专事处理美国退回庚子赔款而设立的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成立。黄炎培被聘为董事。

同年1月9日，为调解齐（江苏督军齐燮元）卢（浙江督军卢永祥）战争（目的为了争夺上海的权属），黄炎培为上海免遭战乱，分赴南京、杭州与之长谈。

民国14年（1925年）1月，因江苏、浙江两省的军人争夺上海，屡起战端，祸及上海人民。上海士绅吁请设立淞沪特别市，独立于江苏、浙江两省之外。设筹备委员会，黄炎培被选为委员。3月，上海临时议会成立，黄炎培被选为委员。

民国15年（1926年）7月19日，黄炎培被聘为淞沪商埠督办公署参议。

民国16年（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抵达上海，中华职教社社址被国民党市党部第三分部占领，一周后收回。5月黄炎培被当局以“学阀”通缉，避躲大连市。

民国17年（1928年）5月7日，中华职教社对5月3日日本士兵在山东省济南市的暴行（史称济南惨案或五三惨案）致电日本大学教授，要求罢免首相田中义一，驻济南日军交国际法庭公判。同时，发全国民众电，希望全国上下团结一致，一面对日经济绝交，一面提倡职业教育，作根本之图。两电文如下：

发日本大学教授电

日本各大学校校长均鉴：贵国士兵，在济南狂刹行为，此种返于原始人类之举动，直非人类所能想像，天下果有公论，当以贵国为如何之民族。我国所有人民，对于史例所未有之非人类行为，将如何以十倍于对付五三事件之努力而对付之。同人耿念贵国素号文明，其出此超过寻常理智判断之行动，究竟挟何怀抱，其一再向我挑衅，而终出如此骇人之手段以相逼，究竟是何用意。同人既以自悲，更为贵国人士惜也。吾人于此更得一教训，即贵国人士所高唱之中日亲善，至此不啻宣告死刑。今后中日国交，持何保障，言念及此，不寒而栗。诸君子负全国学术界重望，对于田中义一之狂妄，驻济南军队之蛮悍，究竟作何感想。演此恶行，在中国为牺牲千余人之生命，在贵国则永留污点，贻笑列邦。凡有理性之民族，当以贵国为如何之国家，贵国国民为如何之民族，其失国际之同情，损失或益大于牺牲千余性命之我国，此则诸君当引深痛者矣。为诸君子计，应主张立罢田中义一，听两国国民之制裁，速撤驻济军队，受国际法庭之公判，严惩主犯，以正典刑。正式宣言，力负保障，一面倡导全国督促贵国政府从速觉悟，更改对华方针，一面速合国内民众，正式向我国民表示惩凶道歉，保证以后不再出兵中国，与恣行暴举，以求我国国民之谅解。何去何从，定早决及，时机急迫，幸速图之。

中华职业教育社电 

致全国民众电

全国民众均鉴：日本在济，恣为恶行，凶横残忍，举国切齿。本社同人既痛外侮之侵凌，益觉民生之重要。对日交涉问题，除由国府严重应付外，深望全国父老兄弟姊妹一致团结，一面对日经济绝交，一面积极提倡职业教育，卧薪尝胆，作根本之图。休养生息，储实力以待。本社同人悲痛之余，已正告日本知识阶级，促其朝野觉悟，愿奋笔舌，与之周旋，杀其野心，灭其凶焰。在实行，不在虚声。扼其要害，制其死命，在经济，不在军事。锲而不舍，莫谓无人，垂涕而遒，幸期采纳。

中华职业教育社叩   

民国20年（1931年）4月，黄炎培、江恒源、潘文安赴朝鲜、日本考察教育，回国途中闻日本将于本年对中国出兵，分水陆几路击进之计划。5月29日，黄炎培晋见蒋介石及外交部长王正廷，力陈在日所见及日本积极备战侵华之事。蒋介石漫不经心，王正廷则反加讥笑。

自日本考察回国后，黄炎培提出“用国货，穿布衣，剃光头”主张，并通过中华职教社的各项活动广为宣传。

同年9月19日，中华职教社领导人至上海广播电台，发表《怎样对付日本出兵东北》、《我们对于日本出兵应取的态度》的演说。其后，中华职教社还多次举办“国难问题讲座”，请蔡元培、王云五、陶行知、章乃器等人主讲，倡导抗日救国的主张。

同年9月26日，黄炎培、江恒源、杨卫玉到宁波同乡会参加“抗日救国研究会”。27日黄炎培代表“抗日救国研究会”赴南京见蒋介石，陈述对时局的看法。蒋介石仍漫不经心。

同年11月2日中华职教社召开“不用日货宣誓大会”，出席两千余人。黄炎培演讲，提出“做好事或不做不好的事，都从自己做起”。

同年12月23日，中华职教社创办《救国通讯》，为不定期、不收费，专事宣传抗日救国的刊物。民国23年（1934年）1月，改名为《国讯》。该刊随着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和各种亲日活动的逐渐暴露，以大量篇幅揭露和抨击这种错误政策，要求政府负起领导抗日救国的责任。对由于国民党政府对外不抗战，对内搞腐败而导致社会经济凋敝，国力日衰，人民生活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惨状亦加以披露和分析。对个别积极抗战的部队和将领，予以表彰和慰问，以张正气。

民国21年（1932年）1月13日，日本侵占东三省后，又进犯锦州。黄炎培与熊希龄、马相伯、章太炎等六十余人，以“中国国难救济会”名义，通电全国及南京国民政府，要求“负起国防责任，联合全民搞动员，收复失地，以延国命，……如竟无如何，则党已显然破产，亦应即日起归政全民，召集国民会议，产生救国政府，俾全民共同奋斗。”

同年1月28日，上海淞沪抗日战役爆发。黄炎培和各界代表组织“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后改名为“上海市地方协会。”）支援前线物资供应，维持地方秩序和市面稳定。中华职教社同仁积极参加各项活动。3月，中华职教社协助“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创办“一二八”残废院，收容抗战致残将士。4月，黄炎培与张绍曾、史量才、沈钧儒、荣宗敬、刘鸿生等组织“国难会”，联合发表宣言，反对国民政府对日不抵抗政策及对内拒绝实施宪政的政策。

同年夏，自九一八事变起，日本侵略中国之野心日见暴露，国人认为先从经济绝交做起，以绝其侵略的野心，而制其帝国之死命。中华职教社同仁有鉴于此，创设“中华国货指导所”，从事调查、宣传、介绍、研究国货等工作。“中华国货指导所”得到爱国厂商的支持，有中国化学工业社、中华珐琅厂、五和织造厂、鸿新染织厂、华生电器厂、三友实业社、振华油漆厂、大中华火柴厂等捐纳经费。

同年9月，中华职教社职员自愿按月捐薪2%，献抗日义勇军，至抗日成功之日止。

民国22年（1933年）初，日军攻占山海关、承德等地，中华职教社发布《救国工作意见书及办法》，指出：“凡我国人应下最大决心，认定救国工作实为教育事业的主干，民族意识确为教育事业的灵魂。”

民国24年（1935年）1月，江恒源在《国讯》第84期发表《教育与国防》一文。自民国20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为抗击日军，“加强国防”之呼声不绝于耳，然往往忽视人的精神因素。文章指出“物质的运用和物质的发展，一定要有精神贯注期间，一定要有整个国民力量，充满支持于其内”。人的精神要通过教育来培养，国民力量的调动和发挥是要通过教育来实现的，所以教育是救国运动不可或缺的。文章指出“救国之道，不止教育一端，帮助国防上的设备，也不能专赖教育，但至少可以说，教育是各种救国方法中的最重要的一种”。

同年，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中华职教社积极响应，并参加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号召教育者“应该直接负起救国的责任，一方面参加学生的队伍，做身先士卒的表示，一方面领导学生从事切实有效的工作”。

同年12月，“华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抛出所谓“不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的托词，为其卖国政策辩解。杨卫玉在《国讯》第115期上对蒋介石的托词和所谓的“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本质向国人作了彻底的揭露。

*“华北事变”。民国24年（1935年）12月18日，名为“自治”的“冀察政务委员会” 成立，国民政府把华北的主权借个名儿出卖给了日本，整个华北面临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危险。

同年12月，国民政府改组，蒋作宾、张群、张公权、吴鼎昌等为阁员，被称为亲日内阁。黄炎培与此数人交谊较厚，旋在《国讯》第116期上撰文规劝，希改亲日内阁为亲民内阁。

同年12月31日，相伯老人（即马良、字相伯，时年95岁）在《国讯》第117期上以《元旦献词》的形式，对“一二九爱国运动”作了高度的评价，并号召“全国之国民必须继学生之后，迅速一致奋起，以与侵略国斗争！从窘迫中挣扎出中国民族生存之大路。”

民国25年（1936年）5月16日，中华职教社黄炎培、江恒源、刘湛恩与蒋维乔、夏丏尊等，以上海文化界名义致电蒋介石，促速定对外方针，领导各方，一致御侮。

同年10月24日为悼念鲁迅（故于10月19日），中华职教社举行报告会，由黄炎培讲《从鲁迅之死，谈到中国民族性》，主张对鲁迅的“特立独行”和主张“正理”、“公道”及敢于在文章中揭露黑暗面的精神，应全盘接受。

同年11月23日，因日、伪军进攻绥远，傅作义部奋起抵抗。受上海市地方协会、上海市商会等团体的委托，黄炎培、王晓籁、林康民、陆京士、颜福庆等由上海乘张学良的座机，赴绥远慰劳前方将士。抵西安与杨虎城、邵力子长谈。次日抵太原，25日抵绥远，傅作义在机场迎候，并介绍攻克百灵庙之经过。26日经太原返抵洛阳，晋见蒋介石，蒋介石表示“察北问题有办法，有决心。华北问题决不迁就”。

民国26年（1937年）5月5日，黄炎培赴苏州高等法院看守所看望被捕的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沙千里、史良、李公朴、王造时等七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