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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楼之一脉相承

——小记中华职业学校56届的发展变迁


陆邦达

上海解放后的第二年,1950年我从梅溪小学毕业了。我们这些学生再不会为毕业就是失学而担心,虽然不如现今义务教育经费由政府承担,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已让大多数城市居民卸去了精神负担,翻身后的希望都看到了,只要考进中学就会有办法的。我自己选报了震旦大学附中和中华职业学校,因为从我的大舅父(教师)身上看到了震旦附中的严谨教学,从我的大哥陆彭年身上看到中华职业学校的教学技能(1939年中华职业学校机械系毕业),两所都是名声较高的优质学校。敬业中学离家最近,但1948年才搬迁到文庙路,虽历史悠久但当时名声还不及震旦附中和中华职业学校。结果报考的两个学校都录取了,但震旦附中是教会学校,要先付一笔数目不小的学籍留学金(定学金),学费也偏高,校址在过去的法租界,离家稍为远了些。中华职业学校学费较低,不用缴留学金,在旧社会毕业就是失业的普遍情况下,中华职业学校的学生就业相对比较容易,学校也能推荐就业。校址陆家浜路迎勋路离家也不远,不须乘车。面试老师和蔼可亲(入学后知道他就是擅长讲“琵琶腿阔肩膀”中华民族英雄历史人物的徐国霖老师),就这样认定进入中华职业学校。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暑期招生。当时这些决定完全由自己做主,不像现在家长大包大揽,可能父亲也认为这两个学校都不差,于是不作强求,什么都没说。

中华职业学校最先前是1917年黄炎培先生联合蔡元培、梁启超、张謇、宋汉章等48位社会名士,在上海创立的中国第一个研究、试验、推行职业教育的教育社。黄炎培先生坚定依靠平民,教育救国、工业救国的信念,为“使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选择陆家浜路为校址,租赁7.5亩荒地,开办了中华职业学校(敬老节即将来临,不忘应该给跨越90高龄的中华职业学校敬礼),提出“劳动神圣”、“敬业乐群”、“双手万能、手脑并用”等办学方针,最初设立木工、铁工、珐琅、纽扣四科,配备相应工场,学生实行半工半读。以此起点,随着办学不断成熟和考察社会需求,接着开办了留法勤工俭学、职业师范、商科、文书科、机械制造等科,学制初级三年高级三年共六年,本校初级毕业生可直升高二,学制就实际缩减为五年,因为初级时把高一的基础课程提前教学了,有效缩短学制。为平民百姓考虑得很周全很受社会欢迎。(*本文有关中华职业学校历史源自《中职校友通讯》相关资料,温故而知新。)

黄炎培先生是一位伟大勇敢杰出的民主爱国人士,创办人决定了中华职业学校的风格,从一开始就孕育着无比爱国的民族气节,1919年全校师生参加“五四”运动罢课游行;参加抵制日货,把查获的日货集中到斜桥公共体育场焚毁,在民众中树立深刻影响;1939年9月中国共产党中华职业学校支部在抗日烽火中诞生,开始领导学校师生开展各种形式抗日救亡运动;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展开不屈不挠斗争。几十年积累沉淀了学校丰厚财富——“中华职业”品格。中华职业学校还有一笔巨大财富,就是围绕办学宗旨不懈努力的一大批优秀教师,有的还在大学任课,各专业的许多教材,都是中华职业学校教师亲自编写出版的,也给全社会广泛采用,知名度很高。

我入学后很满意这样的氛围。第一学年基本按照普通科教学,只是把高初中的一般课程如动植物生理卫生历史地理等,与工科关系较少的课程,连贯起来加以压缩一次完成,数学物理等与工科关系紧密的课程,也把高初中的连贯起来,给以加强,代数、几何、三角、解析几何、立体几何、微积分等一般高等数学是重要基础课,当时普通高中不学解析几何、微积分,中华职业学校把一些大学课程也连贯起来陆续教学了。每周要完成画一张三号标准图纸,必须用鸭嘴笔上墨线,按规范粗、中、细、虚、实、点划、箭头尖,连同标题栏都分明不差,还要求写好仿宋体,不仅要求画法准确还要保持图纸整洁美观,这门制图课从画法几何开始直到毕业设计从不停歇,刚开始有年轻老师介绍学生用“倍利开橡皮”擦图纸铅笔线,用双面薄刀片刮描图纸的墨线,最后用面包屑清洁图纸。一些同学毕业后又经过“师训班”短训,分配到各校当了制图课或别的课程老师。

我是1949年9月在梅溪小学加入的少年儿童队队员,中华职业学校没有队组织。入学时只有个别党员才在学校公开,如上海解放后从纺织系统调来兼教我们政治课的程美伦老师、高年级颜中强同学、王一公同学等几人公开共产党员身份,他们周围一批积极分子,其中有的显然也是共产党员、青年团员,我就由这些公开身份的党团员直接领导了,他们教育我敢于和坏人坏事作斗争,并给予更多大哥大姐般关爱。发展我作为一名“党的宣传员”开展工作,联系同学。1951年青年团南市区委员会少儿部选送我暑假参加上海市少年儿童队夏令营,放暑假后就去报到做开营前准备、适应活动,开营前学校党支部派一位团员去夏令营,告诉我7月25日已经被批准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回学校就要以团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了,真是一大喜讯,我盼望快快成长到18岁可以争取入党。

8月1日在江湾高境庙私立嶺南中学,蒋文焕营主任主持“上海市第一届少年儿童队夏令营” 开营仪式。这是新中国的一桩关于少年儿童的大事,前所未有,因此开营式来了许多记者和各方面代表,参观各项活动场所及各种生活设施,处处给人全新的印象,著名摄影师钱江背着相机到处捕捉镜头。每个夏令营队员白衬衫蓝长裤,像解放军那样胸前佩戴一块长方形布标,白底长方形红色粗框线条,正面中央一行“少年儿童队夏令营”几个红色大字,上面一行“上海市”下面一行“第一届”各三个稍为小些的红字。背面红色长方形框内,第一行印、写“第X中队第X小队”;第二行印、写“姓名、性别”;第三行印、写“编号No”;第四行印着“营址:江湾高境庙私立嶺南中学内”,还盖了一个:“上海市第一届少年儿童队夏令营工作委员会秘书处”椭圆形蓝色印章。我们是夏令营中的高年级了,被编在第一中队,都是中学生,上海市少年宫的吴宗茂老师任第一中队辅导员。我参加文学兴趣组,儿童文学作家金近和施雁冰老师尽心辅导这些少年朋友。《文汇报》还暂停了《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专栏,特意把这块版面用作刊登《上海市少年儿童队夏令营日记》,我有三篇日记被选登,稿费由《文汇报》社转缴,捐献给抗美援朝志愿军,买飞机大炮打击美国鬼子,一张张单据拿在手中无比兴奋。回校后还让我做《文汇报》通讯员,参加过几次通讯员会议,听编辑部领导讲时事和当前宣传要点,每次都发一些文稿纸和信封,让通讯员写稿,可惜那时宣传要点要求的内容与学校学生关系不太紧密,无从着手,渐渐脱离了“通讯员”关系。1952年“三五反”运动,组织派我课余到老西门附近的洗衣店、裁缝店做发动店员的工作,倒是很快动员了几个职工积极投入到行业的“三五反”运动中去了,我想这不是自己有多大能耐,解放后的工人就是有一股跟共产党走的积极性,完成任务并不难。

在顺利之中我的困难也跟随而至。由于暑假参加夏令营,新学期开学才知道学校举办的免费数学补习班没能参加,新学期几何代数两门数学,接着补习班的课继续讲,我就脱节了很大很大部分。一时跟不上堂,第一次摸底小考破天荒吃了个大鸭蛋,物理也受数学影响,不过没像数学那么糟。自己边听新课边从头自学很是费劲,仍咬牙追赶,渐渐地从三角、解析几何开始,数学成绩似乎可在班里平起平坐了,物理满分也有了,接下来的理论力学、材料力学、水力学、工程热力学等等,逻辑性和推理性强的课程反而容易学了。记得教我们班理论力学的老师平时在交大,总是准确地在上课铃响时踏进教室,两手空空不过口袋里却带着几枝粉笔,一上讲台就书写公式开课了,刚下课马上离校,好在这门课内容无论“静定”“静不定”等等,都是数学推导逻辑性极强,考试我也得五分了。但讲到如像金属工艺学金相,这些既无实验又无金相显微镜观察的非主要专业课,只能死记硬背应付考试。人的一生中会经历许多不同的工作环境和工作目标,千变万化,但中华职业学校给我们打下了良好基础,培养了实践中继续学习的能力,同学们都努力为国家做出许许多多各自的贡献。

至今反思感到遗憾的是,全国从崇美转向反美,学校教学改革一时也兴起一边倒,把英语课改为俄语,基础没打牢又改学英语,这一折腾就都没学成,解放前中职有的课老师双语教学,学生能听老师用英语讲解,工作后立即受用,差别多大啊!中华职业学校另有一个特点,虽然是职业教育偏重专业,形成机械科商科土木科等强项,但是无论改革前或改革后,历来十分重视语文课,师资力量始终保持着高水平状态,诗人李搏程老师浓厚的情感气质,手持粉笔像枪筒射出的子弹,在黑板上塔塔塔地板书,感染人的教学每堂课都吸引全班同学;刚性的黄汉文老师讲课文引经据典,妙趣横生,讲鲁迅、左联发人深思;从光明中学聘请来的高士谟老师,语法、修辞讲得透彻灵活丰富;还有来校不久的华田老师,曾著作出版了自己的“小册子”,因为与“胡风反革命集团”牵连,未教满一学期却又离校了。在这几位老师指引下,大家学有长进,一次我作文写一个发生在男生集体宿舍里,有位同学在黑暗中装神弄鬼、弹眼绿睛(巧妙地利用手电珠),企图吓唬大家的生动有趣故事,得了高士谟老师“甲甲”评分,同学们开玩笑地说:“小陆子吃了‘哈什蚂’两只脚——够补的”(“甲”、“脚”上海话音混淆)。

我参加工作后,时常想到中华职业学校解放初期的教学改革,虽然有些不成熟,但好处还是很多。体制上改为轻工业部部属学校,进行专业调整迁并,中华职业学校发挥了老母鸡下蛋作用,各校实力都得到加强,发展空间扩大了。留在陆家浜路914号原址的部分,从1953年起改名为中央人民政府轻工业部上海机械学校,黄炎培部长专门来学校鼓励大家,我和同学们都有幸亲见尊敬的、身躯魁梧的黄炎培先生。教职工少数支援新校,教师大多留任,庞翔勋校长陈昌杰副校长继任,带领全校师生与时俱进地推进了中华职业学校办学经验。与我一同进校的六个斑,专业由机械科确定为:“化学工厂装备”定向培养。国家继续机构改革成立食品工业部后,我们这一届毕业前已改名为中央人民政府食品工业部上海食品机械学校,毕业证书由冯秀峰校长签章,陈昌杰副校长一批一批欢送毕业生走向祖国各地。

自从由私立学校改为中等专业学校后,学生学杂费和食宿费全部由国家负担,在建国之初经济恢复时期,国家把家庭的责任担当起来了,不是很大的解困吗?教学上“一边倒”也是无可奈何而为之,美国实行对华封锁,而中苏友好合作,因此学校有条件采用许多种苏联教科书,像《化工原理》就选用中译的卡萨特金著高等学校教科书,《电工学》是中译的波波夫著大学教科书,还有其他许多基础和专业课都采用苏联大、专学校教科书,内容比其他教科书在当时称得上更具有先进性,让同学们终生受用。我曾悄悄地衡量过,所掌握的知识,确实比解放前旧中国的某些不知名大学毕业生强,还曾有过一个有趣的往事,一位留学法国(好像音是“胡必昂”的一个大学)的老先生,他友好地把自己早年的笔记本让我参考,虽然记得十分工整,但内容确确实实比卡萨特金《化工原理》陈旧肤浅得多,我不好意思说什么,但是很感谢他的挚诚关心。

中华职业学校由私立改制为国家部属中等专业学校,还有一个大好处,是提升了实习质量,过去一直以学校实习工场的木工、铁工、钳工、皮带车床、翻砂等操作实习为主,学生期间由企业大量接纳实习的极少(可谓没有),而部属学校教学实习的面非常广,面向全国,各部属企业大开绿灯,我们这一届1955年暑假的教学实习、1956年的毕业实习,两次分别在上海或其他省的轻工业、食品工业工厂实习。我曾和一些同班同学,由凌振邦老师负责去上海华光啤酒厂(原怡和洋行啤酒厂),及由杜云官老师负责带队去山东济南造纸总厂,一个一个生产车间、辅助车间、全流程以及勘察画管道示意图等,实习各有一个多月时间。接纳单位把学生实习很当作回事,从教学到生活安排配专人负责,选定优秀老师傅示范带教,这些都是在中华职业学校历史上所没有的,私立学校不仅在组织上办不到,在经济开支上肯定学校和家长也是无能为力。

工厂实习开阔了视野,在华光啤酒厂除了酵母室不让进其它都开放,让我们知道该厂建设时廉价收购大量紫铜,烟囱竟然也是紫铜的准备扩建时制造糖化锅;工厂办公楼整个屋顶是个蓄水池,冬暖夏凉,是上海稀有的建筑;我们实习时,厂长正接待朝鲜代表团,当我们自己尚处百废待兴时,已经着手援外了。在山东济南造纸总厂原料车间,机器軋压、切断从各地收集来的破旧布鞋,吸除尘土和鞋钉,车间尘埃飞扬弥漫,戴着三层口罩,鼻子周围仍是满脸乌黑,工厂给当班工人保健餐,除了牛奶鸡蛋,专用的小食堂能供应一般家庭难以上桌的,红透红透的烹大明虾等贵重菜肴,工人们感激万分,劳动热情高涨,生产出高档优质雪白圈烟纸。

工厂实习让我们有机会接触社会了解社会。在啤酒厂知道劳动模范怎样攻克氨压机技术难关,确保安全提高制冷效率;厂工会周末联欢会,让我们知道旧社会南京路上灯红酒绿的场所,怎样改造为提供广大职工娱乐歌舞,我站在南京东路屋顶花园最边缘观察一切并有所思考。

社会是多样性的。造纸总厂还有几位在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仍不愿回国的美国战俘,他们在中国红十字会关照下生活、学技能,和同学们一起联欢过几次,有位叫文纳瑞斯的中文学得好,在美国大学毕业,发表文章写书,和同学们较谈得来,他在维修车间做螺母攻丝,说这是人工顶替机器,在美国是机器替代人工,说的是啊,我们的确需要百倍努力追赶才行;文纳瑞斯说他会开汽车,问他什么时候学会开车的?他的回答意味深长:“说不清楚什么时候学会的,从小看着家里人和别人开车,慢慢也就学会了,正像问你什么时候学会用筷子吃饭的?肯定你也回答不出!”后来看报纸知道文纳瑞斯在中国成家落户,任职山东大学,是师生们欢迎的教授。在山东实习期间,学校安排我们住在火车站附近洁净的旅店;天天见到干燥的炎阳下,穿黑棉袄推独轮车的农民,据说为了隔热,黑棉袄竟有冬暖夏凉功能;理发师傅使用推剪也另有一功,其他地方普遍单手握左右把柄,让之间的弹簧不断压缩-松弛,使两片刀片剪削头发,而济南的理发店的推剪右柄和各地的一样,便于四指掌握,左柄却是直木柄,要左手去拨动,理发不是剪树枝丫,推剪需要有型,双手操作怎么把握实难想象,济南的理发师却运作自如,一个多月间大多男同学都领教过,还很不差。解放上海南下许多山东人,有人议论“山东人吃麦冬,一懂也不懂”,在济南我们额外地体察了山东:泾渭(又经纬)分明,规规矩矩,人爽朗、高山绿、泉涌美、湖水清、弯弯小河道游戏鱼儿肥又多,真个“谁不说俺家乡好”!

黄炎培先生任为中央人民政府轻工业部部长,心胸开阔高瞻远瞩,以发展为第一要务,又秉承一生信仰和奋斗宗旨,千方百计,发展教育培育人才,促进工业发展,真是生产、教育两个重担一肩挑,把一生辛勤培育好的优质资源——中华职业学校无私奉献给国家,光辉的示范,开创了一个好头。中华职业学校的体制变迁,率先为新中国经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输送大批专业技术人才。那时中专毕业生在社会上也被作为稀缺的知识分子,尤其中华职业学校体系培育“劳动神圣”、“双手万能”、“手脑并用”的毕业生,处处领受用人单位的欢迎,都是我们亲身的体验。每当有人问起哪儿毕业的?回答总是补充:“就是中华职业学校!”。黄炎培先生的这一举措,真无愧为杰出的宏伟大略。中华职业学校的校史长绻中,黄炎培先生倾心落下的这一鲜艳夺目缀笔极为重要,充分展示了黄炎培先生积极参与民主革命领导队伍,时时事事身体力行的崇高美德,确实功德无量,这又是黄炎培先生一直受人尊敬、仰慕的不可多得的理由。

我们这一届同学六年(第一年为普通科)在中华楼的进出,深获中职精神的一脉相承,都快要毕业了,“服从组织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已经成为实际行动。终于揭晓:我被分配到重庆,中央人民政府食品工业部芳香工业科学研究所。听来陌生,什么是芳香工业?后事如何?且容闲来如有机会慢慢禀告,馨香祷祝校友诸君和师生们康乐,再见。谢谢《中职校友通讯》。

56届303   2009-1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