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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家企业家姚惠泉(下)

发布时间: 2010-04-15

创设仙鹤草素药厂

《中华职教社八十周年纪念集》有一幅老照片,是黄炎培当年欢送农学团负责人黄齐生赴桂时的合影。照片的顶端,镶嵌的木匾为漕河泾农学团,前排人物有黄炎培、江恒源、黄齐生,站在黄齐生左边,带着墨镜的即为姚惠泉先生。离开农村试验区的姚惠泉后一个教育职务是第四中华职业补习学校主任。这所位于浦东大厦三楼的补习学校,在中华职教社所办的7所学校中,成绩最为显著。有许多资料都记载着它曾经有过的辉煌。

姚惠泉创办仙鹤草素药厂在1942年前。仙鹤草素是一种止血强心药,在战争年代这种药物非常紧缺,姚惠泉与生物学教授秉志、药剂师石原皋、医师吴云端等共同研制成功。秉志被誉为我国现代生物学的宗师,上世纪20年代姚惠泉在南京东南大学教育训练科时就与同在东南大学生物系授课的秉志相识。在秉志的自述中也记录着这段经历:上海沦陷,我处于绝境,我的学生在内地者设法援助……友人方庆成经营国药,约我研究国产药物,我藏身于方君的厂中,借以研究药材蛀虫,以图度过一时。上海沦陷是指抗战时期,日军先后进入华界和租界。方庆成是中国药物建设公司经理,姚惠泉是该公司副经理。仙鹤草素药厂隶属于中国药物建设公司。秉志所述的研究国产药物,仙鹤草素便是其中之一。

抗战时期,姚惠泉通过药剂师、地下党员石原皋与新四军联系,借公司向苏北运送药物和收购药材为名,陆续提供新四军所需物资,仙鹤草素药厂也成为新四军在上海的交通和联系据点。据史料记载:姚惠泉提供的物资,包括龙头细布4000匹、胶鞋2万多双。当得知新四军需要无线电收发报机、电台时,他又多方设法从香港买来机件,拆散后夹杂在公司货物中分批运出。同时,他在中华职业学校第四补习学校开设无线电收发班,培训一批无线电技术人员,通过各种渠道派往苏北,协助新四军安装设备,掌握使用和维修,加强了新四军通讯的力量。

或许有人问,仙鹤草素药厂位于何处?如何发展?查《上海近代西药行业史》,仙鹤草素药厂位于愚园路柳行别业50号。在1947年的《上海国货厂商名录》上,标明它的地址为愚园路53250号,电话是226771950年前夕,姚惠泉接替方庆成担任总经理。抗美援朝期间,姚惠泉所在的中国药物建设公司向志愿军捐献止血剂仙鹤草素”5万支,并减价三分之二持续供应。

公私合营后,中国药物建设公司归并成为长征制药厂,姚惠泉担任长征制药厂厂长。

发起组织公用交通业同业公会

上海沦陷后,姚惠泉曾遭遇惊险一幕。当时中华职教社内迁,他遵嘱留守上海办事处。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租界,姚惠泉2次被日本宪兵队传讯,遭受刑讯,还灌以冷水。但是,他坚贞不屈,在拘捕期间,他撰写了《蒋汪合论》、《太平洋战争论》两篇文章,还写了遗嘱,准备以死抗争,后经各方营救获释。

 

姚惠泉先生曾担任中华职业第四补习学校校长。中华职业第四补习学校位于浦东大楼,图为浦东大楼三楼平面图

姚惠泉担任过两个同业公会的职务。一个是制药工业同业公会,另一个是公用交通业同业公会。解放后,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会的任务之一是整理同业公会,姚惠泉参与筹组制药工业同业公会筹备会,并担任筹备委员,后正式成立时,担任监察委员会主任委员。在当时制药工业同业公会,姚惠泉与陈铭珊、陈丰镐、蒋伯笙称为业中四君子,也是出于一种尊敬。

公用交通业同业公会是建国以后姚惠泉主持组建的。当时姚惠泉兼任浦东地方建设公司总经理,姚惠泉担任浦东地方建设公司总经理是王艮仲先生推荐的。浦东地方建设公司是1945年由浦东地方人士王艮仲、严涵温等筹建。19465月公司成立时,资金为法币一亿元,地点设在周浦镇,王艮仲任总经理。同年7月,浦东长途汽车公司归并浦东地方建设公司。浦东长途汽车公司由周浦开往惠南30公里、惠南至奉城24公里的营运权由浦东地方建设公司继承。那年的10月,浦东地方建设公司成立了上南县道工程处,增资法币7亿元,兴筑了周浦至塘桥的公路和桥梁。1947年春,周浦至塘桥的土路基勉强完工,同年3月周浦至东昌路定班汽车通行。8月路面碎石铺设竣工,全线通车。浦东地方建设公司为浦东民众作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因此,由姚惠泉出面组建公用交通业同业公会理所当然、名正言顺。

当时营运于市区、郊县以及邻近省份的公共交通大多是民营的。有上海市公共交通公司、苏南汽车运输公司、青沪汽车公司、上南交通公司、浦东地方建设公司、上川交通公司,沪闵南柘公司、沪太长途汽车公司、上松汽车公司、锡沪长途汽车公司、祥生汽车公司等。1950125上海市公共交通业同业公会筹备会成立。筹备委员9位,姚惠泉为主任委员、靳怀刚为第一副主委、李宗武为第二副主委,朱恺俦、许宝谷等为筹备委员。后正式成立时,姚惠泉当选为执委会主任委员。据1953年统计,不包括公营和公私合营单位,公共交通业同业公会有会员11户,从业人员为549人。1954年,因沪太、上松、锡沪三公司先后停办,沪闵、南柘奉准歇业,浦建、上南、上川合并改组为公私合营浦东公共交通公司,苏南汽车运输公司改为国营江苏省汽车运输公司上海市公司,会员仅存5户,为此,经上海市公用交通业同业公会40次常会决议,一致同意结束。而此时姚惠泉年近六十,其工作重心渐渐移至社会工作。

担任工商联职务

《上海医药志》人物篇记载着姚惠泉在解放前夕一段鲜为人知的史料:民国38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挥师南下,国民政府军命令军官刘根泉在上海构筑碉堡。刘与姚是老相识,遂找姚商量此事。姚主张持应付手段,如难以推托则偷工减料。姚又从刘手中拿到秘密城防布局图,即交中共地下党转至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民国38年即1949年,姚惠泉利用与刘根泉(一说是陆根泉)私人关系,通过同乡陆勋,从陆根记营造厂取得刚营建的国民党军队汤恩伯部在上海四郊碉堡战壕的分布简图底稿,设法密送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为解放上海,减少战士的伤亡做出贡献。

 

上世纪60年代初,姚惠泉先生(左四)在学习讨论时发言

新中国成立后,姚惠泉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生产救灾委员会委员、苏南人民代表会议副主席、苏南行署委员、土改委员会委员、生产救灾委员会副主席。同时也担任了工商联职务。公私合营后,姚惠泉在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1956年会员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执行委员,在组建专门委员会时,又担任第二轻工业委员会主任。也就是在那年底,他又参加了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举行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之后,他又连续担任了第三、四、五届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直至文化大革命工商联停止活动。其间,他还担任上海市工商联联络委员会副主任,老年委员会副主任。

与民建会的情缘

姚惠泉与民建会的情缘始于1946年。他经杨卫玉先生介绍加入民建会。杨卫玉追随黄炎培几十年,既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主要负责人,又是民主建国会发起人,他与姚惠泉有相同的经历,起初都是担任小学教员、校长,后来研究职业教育理论、探索职业教育方法,志趣相投。由于中华职业教育社与民建组织紧密联系,民主建国会上海分会第一次筹备会就是在雁荡路中华职教社大楼内召开的,时间是1946年的23,这可以从19463月《平民周刊》第四期中得以证实。

 

上世纪60年代初,姚惠泉先生(前左二)与胡厥文先生(前左四)为黄竞武烈士扫墓

姚惠泉在19497月缴纳会费1200元,8月缴纳会费又是1200元,911月连续3个月缴纳1000元。短短5个月,他就交纳了5400元。说明他在建国前后与民建组织还保持着联系。

民主建国会上海分会临时工作委员会组建后,195211月按分地区和业别重编新的基层小组,当时共有39个,姚惠泉是第三小组的副组长,组长是沈日新。19533月,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分会成立前夕,他接替沈日新担任组长。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分会成立后设立专门委员会,姚惠泉是宣教委员会委员。1956年起他连续担任第一至四届民建上海市委常委。当时民建的专门委员会设有一个纪律检查委员会,他又是第一至三届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主任。1965年第四届时姚惠泉年已七十,改任老年委员会副主任。担任老年委员会副主任直至文革,民建组织停止活动。

姚惠泉对于民建工商联尽心尽职。同样,对于职业教育始终满腔热诚。1980年,年登耄耋,他仍出任中华职业教育社上海分社复社工作组主任,19832月中华职业教育社上海分社成立,他担任社务委员会主任。1988119病逝于上海,享年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