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个多世纪前，民族危难之际，一批心系家国、忧患民生的有识之士，因共同的理想走到一起。1917年5月6日，黄炎培先生联合蔡元培、梁启超、张謇等48位政、学、商界贤达，共同发起创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他们怀揣“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的理想，秉持“教育救国”的理念，点燃了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的星星之火，为民族解放和新中国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48位发起人“职教救国、职教兴国”的精神，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今天，都具有重要意义。2025年8月起，“职教星火：中华职业教育社的48位创社先贤”系列文章推送，将探寻他们各自的故事。他们在一生中经历了什么？他们为何选择职业教育，又为职教社的初创贡献了什么？他们的精神遗产对我们的今天有何启示？让我们一同穿越时光，触摸历史，传承那份矢志不渝的职教情怀，以此勉励我们在新时代职业教育的广阔天地里，继续砥砺前行！

黄炎培

 

生平经历

黄炎培（1878—1965）字楚南，改字韧之、任之，号抱一，江苏川沙人（今上海市浦东新区），1878年10月1日出生于川沙城“内史第”。1899年22岁中秀才。 1901年考入南洋公学特班，受知于蔡元培、张元济。1902年25岁中举。同年，返乡兴办教育，将川沙观澜书院改为川沙小学堂，1903年在南汇新场作救国演说，被指为“革命党”而被捕，后经营救脱险流亡日本。1905年，经蔡元培介绍加入同盟会。1907年，受杨斯盛之托办浦东中学。1911年，协助江苏巡抚程德全改组省政，任江苏省第一任教育司长。1914年2月辞去江苏省教育司长职务，赴皖、赣、浙、鲁、冀诸省考察教育。1915年，赴美考察教育。1917年5月，联合发起创立中华职业教育社，推广职业教育，改良普通教育，倡导使“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联合上海各界人士，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先后组织上海市地方维持会、上海市地方协会，任秘书长，创办《救国通讯》。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随国民政府西撤汉渝，在后方坚持为中华职业教育社筹办各种事业。1939年11月，与沈钧儒、梁漱溟、章乃器等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后又组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5年7月1—5日，抵延安访问，所著《延安归来答客问》《延安归来》，如实报道延安情况。同年下半年，与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等人酝酿建立民主建国会，当选常务理事，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组建，他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职。1965年12月21日在北京逝世。

发起创立中华职业教育社

黄炎培成长于中华民族苦难深重、存亡续绝的年代。国家危亡，催促着年轻的黄炎培探索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1901年，23岁的黄炎培进入南洋公学特班学习，这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转折。黄炎培师从蔡元培，蔡元培炽热的爱国精神感染了他，他尊称“蔡师”。1902年黄炎培遵从“蔡师”的安排回到川沙，“兴教育、办学堂”，先后改观澜书院为川沙小学堂，创办广明小学，浦东中学、浦东小学。辛亥革命以后，黄炎培担任江苏教育司长，他制定《江苏省五年教育行政计划》，大刀阔斧地创建、改建、扩建了24所省立高等、中等学校，创办大量县立小学，把江苏省教育经费从财政厅划出，专门成立了独立的“江苏省教育经费管理处”，以致不被军阀所挪用，使江苏省教育事业经费得到保障。

1915年，黄炎培(中)在美国考察

黄炎培教学和教育管理的实践使得他深层次考虑我国教育发展的方向问题，他于1913年起就开始公开批评传统教育脱离实际，主张实用主义教育。1914年2月至1917年3月，他奔赴各地调查研究。1914年2月他以《申报》记者的身份走遍安徽、江西、浙江三省。同年9-10月，他赴山东、北京、天津调查考察教育。1915年4月，农商部组织游美实业团参加巴拿马万国博览会活动，黄炎培受邀参加。在美2个多月时间里，他访问了25座城市52所各级各类学校，与教育界、实业界人士广泛接触。他在《调查美国教育报告》中深有感触地写道：“观其职业教育之成绩，益觉我国教育之亟宜改革。”

他认为中国教育的一切病源，在于教育与职业的分离，学校与社会的脱节。而根本的解决办法是“普通学校能够注重生计”。他认为，教育就其本质而言就具有“职业性”，就是与生活、生计和社会发展联系在一起。职业教育并不是一种“特殊”教育，而是教育实质本应该立足于职业。黄炎培的职业教育理论提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恰逢列强无暇东顾，而我国民族工商业兴起发展，亟需“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人才，他呼应了时代的需求，博得了当时政界、商界、学界的广泛认同。

蔡元培、陈宝泉、伍廷芳同意列名发起中华职教社，给黄炎培的回信和回电。

1916年12月，黄炎培约同郭秉文、聂云台、余日章、朱友渔等人着手筹设中华职业教育社具体事宜。12月13日，江苏省教育会邀请蔡元培讲演，题为《中国教育界之恐慌及其救济方法》，蔡元培认为“造成恐慌是毕业生无出路，原因是无相当之职业教育。”12月19日，黄炎培执笔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组织大纲》，12月20日两稿成，黄炎培请聂云台约期访问唐绍仪为立社倡捐，同时决议向海外侨商募款。12月21日，江苏教育会邀请梁启超演讲，题为《良能增进之教育》，黄炎培向梁启超征集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联名，得到同意。12月25日伍廷芳抵达上海后，在江苏省教育会公开演讲，他对黄炎培组织职业教育社表示热心。这些政商学界要人赞同，黄炎培有了底气，便将《宣言书》《组织大纲》分别寄送给严修、蔡元培、张伯苓、袁希涛、张謇、贾季英、周诒春、陈光甫等社会知名人士征求意见，得到了他们的赞同，愿意列名发表。其中12月30日教育次长袁希涛回复电报，更坚定了黄炎培的信心。电文曰：“职业教育社、静公及涛愿为赞成人、伍秩老亦愿列名赞成”，静公，即教育总长范源廉，伍秩老即伍廷芳，伍廷芳号秩庸。

 

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

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最初发表时共44人。黄炎培非常谦虚，位列44；沈恩孚同样谦虚，位列43。可见黄炎培谦谨。发起人名单铅字版发布以后，又增加4位，以毛笔书写，为同一人手迹，这样合计为48位发起人。

1917年5月6日，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江苏省教育会成立，黄炎培在会上报告筹备经过，他说：伍秩老热心此事，而蔡孑民（元培）先生、梁任公（启超）两先生，先后亦有职业教育为言，于是乃刊发宣言书暨组织大纲两通。”时隔108年，回眸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经过，黄炎培凝聚了志同道合赞成职业教育的力量，可以说是“瓜落蒂熟”。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意味着正式把“职业教育”作为系统的改革方向推向全国。

救亡图存呼唤民主建国

创办《救国通讯》，唤醒民众起来抗日救国

1931年4月，黄炎培第5次游历日本，他在归国途中得知日本将于本年对华出兵，其计划是封锁中国海岸，攻占徐州，截断津浦路；再侵占郑州，截断平汉路，取我资源做其军事后援。5月，蒋介石托邵力子邀黄炎培晤谈，黄炎培将在日本的所见所闻面告蒋介石，蒋介石默不作声，而外交部长王正廷却笑着说，如果黄任之知道日本要打我，日本还不打我哩！结果事实验证了黄炎培预判，4个月以后，九一八事变爆发，沈阳、长春等地被侵占。黄炎培心急如焚，他与爱国人士组织了抗日救国研究会，以宁波同乡会为机关，天天聚会，讨论抗日大计。同时他与中华职教社创办了《救国通讯》。

1931年12月23日《救国通讯》创刊，黄炎培即撰文指出：政治不应被少数人垄断，呼吁实现民治，号召青年学生和民众摒弃“职业教育不问政治”的倾向，强调求学为服务，服务不忘爱国。他主张“抗日救国”。为了唤醒人们更积极、更有效地来负起救国的神圣职责，他提出四种修养：一高尚纯洁的人格、二博爱互助的精神、三侠义勇敢的气概、四刻苦耐劳的习惯。他强调指出：“没有这四种修养，不配干救国，就干也干不了”。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可以看出黄炎培唤醒民众的强烈意愿，他的民族魂、爱国情，确立了他抗日救国的志向。

1934年1月10日《救国通讯》出版第61号后，改名《国讯》，由国讯书店出版发行。1939年1月、5月，先后出香港版、昆明版；1940年11月出桂林版；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均停刊。1944年5月1日出版第367期起改半月刊，1945年10月10日第400期复刊沪版。《国讯》发行量从1.2万，到2万，到4万。可见当年《国讯》深受抗日民众的欢迎。

《国讯》刊登《延安五日记》，将访问延安的消息公诸于世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在团结抗战中，黄炎培与中共中央办事处周恩来、董必武等建立了真挚的友谊。他深知，只有国共团结合作，才能完成抗日大业，挽救国家民族于危亡。1945年6月16日中共中央发表声明，宣布不参加即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并坚决反对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分裂人民，准备内战的“国民大会”，并于18日电复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左舜生、章伯钧、傅斯年、王云五等7位参政员，邀请他们去延安商谈国是。

 

7月1-5日，黄炎培等人在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人的热情的接待。短短的90多个小时，黄炎培与毛泽东长谈却有十几个小时，其中就包括后来流传甚广的“窑洞对”。在这段关于历史周期率的对话中，黄炎培说：“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听了黄炎培一席诤言，毛泽东略作沉思后，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7月5日，访问团返回重庆。各界人士纷纷前来向黄炎培打听延安的情况，使他应接不暇。最后，黄炎培干脆闭门谢客，在夫人姚维钧的协助下，将在延安所见所闻、相关日记进行整理。他先是在7月24日完成了“延安归来答客问”，后又写完“延安五日记”刊登于《国讯》。当时，读者反映热烈，杂志销量陡增。“延安五日记”后来改称《延安归来》，书稿交由重庆国讯书店出版，初版两万册，几日便销售一空，引起巨大轰动。《国讯》为后世留下记录“窑洞对”的珍贵文献资料。这是职教社及《国讯》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做出的最有价值的贡献。

创建民主建国会

《延安归来》热度未了，1945年8月，日本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全面胜利给全国人民带来无尽的喜悦，黄炎培更是沉浸于其中。当时陪都重庆的政治形势空前活跃，爱国工商业者在抗日战争时期，对军需民用的生产和供给，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但在国民党的官僚买办资本的排挤压迫之下，已陷入破产的境地。以迁川工厂联合会理事长胡厥文等为代表的民族工商业者和他们所联系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奔走呼号，要求和平、要求民主，要求国民党政府改变经济政策，以维护民族工商业的生存。

9月29日午，在黄炎培、胡厥文、杨卫玉、胡西园、吴羹梅、章乃器、孙起孟、章元善参加的筹备会议上，商定名称为“民主建国会”。经过四个月筹备，1945年12月16日，民主建国会在重庆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正式召开成立大会，出席成立大会的发起人93人，而先后签名发起的共134人。

民主建国会成立以后，1946年参加“反对内战、争取和平”请愿的运动，造成震惊中外的下关事件，1947年国民党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民建被迫转入地下斗争，1948年5月23日，民建在上海秘密举行常务理监事会议，一致通过赞成中共五一口号，1949年2月14日，黄炎培借做寿为名在家大宴宾客3天，而他趁宾客盈门之时，化装离家，对来人说，与夫人到永安公司购物，特务尾随，他从前门进，从边门即出，坐上王艮仲预备的汽车，转移到女儿学潮家，第二天一早，化装从外滩登轮离开上海往香港。3月14日又从香港赴天津，3月23日抵达天津，3月25日到达北平，受到中共领导人董必武、李维汉等人欢迎。实现了黄炎培及民建组织响应中共五一口号，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夙愿。1949年9月在新政协会议上，黄炎培代表民建发言，他说：“我们要在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间，建造起一座新的大厦来，已提名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所新的大厦，有五个大门，每个门上有两个大字，让我读起来：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黄炎培铿锵有力的声音，似乎让人们感受到，他的五个大门的愿景已经来临。

结语

黄炎培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核心发起人，他集政治家、教育家、实业家于一身，为中国现代职业教育奠定了理论与实践根基，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成为了首位由民主党派人士担任的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周恩来赞其 “在社会上扎了根”，他一生奉行“理必求真，事必求是”“责在人先,利居众后”，毕生简朴奉公，体现了知识分子的家国担当。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奉行“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的核心宗旨，所提出的“大职业教育主义”理念至今影响深远。他毕生怀揣着炽热的爱国情怀与深切的平民立场，在社会各界奔走呼号、躬身实践，为我国近代职业教育事业的发展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

百年前，黄炎培先生面对传统社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等级观念和教学与实践脱节的状况，他提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和“手脑并用”“做学合一”的教育理念。这些闪耀着思想解放光芒、蕴含着教育内在规律、旨在推动社会进步的主张，穿越百年时空，至今依然为我们提供着历久弥新的实践智慧和精神指引。

正文作者：王昌范，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统战社员小组组长、市工商联原调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