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黄炎培
□ 王 荣
黄炎培(1878—1965),字任之,江苏川沙(今上海市)人。1945年发起成立民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民建中央主任委员,中华职教社理事长,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响应中共“五一口号”,辗转赴京
1947年5月,国民党发表了《中共地下斗争路线纲领》,声称“民盟及其化身民建、民进、民联等党派,已为中共所控制,其行动均遵循中共旨意”。随后,又逮捕了大批民主人士。10月,国民党内政部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
民主党派转入地下斗争之后,严酷的现实使民建逐步认识到,实现自身的理想,只有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才是惟一的出路。1948年初,黄炎培在上海秘密阅读了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明确表示“今后只有一件大事,我们应该依靠中共,与中共取得联系”。
1948年4月初,经黄炎培决策,国讯书店公开出版了中共中央制订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单行本。但被国民党内政部以“刊载为匪宣传文字”的罪名,将国讯书店查封,勒令《国讯》杂志停刊。4月10日,在《国讯》结束会议上,黄炎培等人立即提出筹备续刊《展望》。后由黄炎培亲自主持工作、确定编辑方针的《展望》正式出版,延续了《国讯》的战斗风格。同年9月,黄炎培主动提出由共产党派人来负责刊物的编辑工作。中共地下组织接受了请求,派遣王元化负责《展望》的编辑工作,黄炎培与他配合十分默契。《展望》成为当时上海透露解放战争实情和宣传共产党方针、政策的唯一窗口。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5月23日,民建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秘密召开常务理、监事联席会议,黄炎培、胡厥文、施复亮、杨卫玉、盛丕华等参加,一致通过“赞成中共‘五一’号召,筹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的决议。
随着国内战争形势的变化,国民党军队大规模溃败,共产党军队节节胜利,国民党统治区日趋恐怖,黄炎培不仅受到特务监视,还上了“黑名单”,处境越发危险。正在这时,黄炎培收到中共中央委托中共上海地下党转来的邀请黄炎培北上解放区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信函。黄炎培果断决定接受邀请,秘密北上。中共地下党对他的境况非常关心,经过周密安排,他乘船化装去了香港。同轮去港的还有姚维钧、盛丕华、俞寰澄、盛康年等人。在港期间,他们对民建的立场问题作了专门的讨论。黄炎培一行还与中共代表作了多次商谈。
1949年3月14日,黄炎培一行离港,3月25日,黄炎培从香港,经天津,到北平。上午10点,当黄炎培一行的专列鸣着欢快的汽笛驶进北平东火车站,董必武、李维汉、沈钧儒等人早已在此等候,并将他们安置于六国饭店,黄炎培形容当时的感觉是“无微不至”。3月27日,中共中央欢迎大会上,黄炎培被推举致辞。抵达北平短短几天时间,与黄炎培过去几十年的所见所感形成了强烈对比,他激动万分,发自内心地喊出了“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
从“窑洞对”到“双清会”
1945年7月4日下午,毛泽东专门邀请访问延安的黄炎培等国民参政员到他家里做客。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黄炎培这一席耿耿诤言,掷地有声。
毛泽东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就是著名的“周期率”对话,史称“窑洞对”。
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北平。在西苑机场,沈钧儒、李济深、郭沫若、黄炎培等民主人士前往迎接。
1949年3月26日,刚抵达北平一天的毛泽东,邀请黄炎培到香山双清别墅会谈。毛泽东宴请了黄炎培和夫人姚维钧。为了表示尊敬,他让江青和周恩来作陪。黄炎培成为毛泽东在双清别墅会见的第一位“党外人士”。两人畅谈叙旧、纵论时局。毛泽东向黄炎培吐露了“建国方略”及黄炎培所领导的民建及黄炎培本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角色等等。当日,两人谈话至夜深,毛泽东言辞恳切。对毛泽东的重托和委任的新角色,无论是出于对国家的责任、还是对朋友的考虑,都令黄炎培难以推却。
参与人民政协的筹备
1949年4月3日,由毛泽东领衔的10个党派负责人联合发表了《反对北大西洋公约联合声明》。民建推选黄炎培代表民建参加署名。
1949年4月下旬起至7月中旬,他一边着力为上海恢复工作出谋划策、奔走忙碌,一边积极投入到新政协成立的工作中去。
1949年5月26日,周恩来邀集黄炎培、盛丕华、章乃器、孙起孟等12位民建理、监事聚餐,讨论民建前途和今后的重点分工问题。周恩来提议,民建应使民族工商业家与新民主主义经济密切结合起来,团结、教育、领导工商业者,为新中国经济建设服务。
1949年6月15日—19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举行。在这次筹备会议上,黄炎培被推举为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常委。
1949年8月24日,民建在《人民日报》发表《加强内部团结和警惕,答告美帝好梦做不成的声明》。声明的发表,受到中国共产党的高度评价。毛泽东在声明发表的当天致信黄炎培,称赞“民建发言人对白皮书的声明写得极好,这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作用是极大的,民建的这一类文件(生动的积极的有原则的有前途的有希望的),当使民建建立了自己的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是一个政党必不可少的”。
1949年9月16日,黄炎培《教育对建国的贡献》一文,阐述教育对建国贡献的基础上,强调指出解放后的建设事业将需要大量技术人才,并提出了三点建议。
在第一届政协会议上发言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中南海开幕。黄炎培等14人代表民主建国会出席了会议。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致开幕词:“我们的会议是一个全国人民大团结的会议”,“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黄炎培代表民建发言,说:“我们兴奋了,我们这一群人,今天在中国共产的领导之下,要从地球几万万年一部大历史上边,写出一篇意义最伟大最光荣的记录,它的题目,就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黄炎培以诗人般的激情,将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比为一座新的大厦,“这所新的大厦,有五个大门,每个门上两个大字,让我读起来: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他满怀信心地说:“我们相信,有了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中国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是可以战胜任何敌人、克服任何困难的。毛泽东的旗帜就是中国人民永远胜利的旗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胜利召开,便是表明全国人民在毛泽东旗帜下巩固的团结起来了。全国人民在毛泽东旗帜下的大团结,便是我们今后伟大建国事业必能胜利完成的保证。”
9月27日,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国歌、国旗、公元纪年等决议。9月29日,大会一致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9月30日,大会选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黄炎培、李烛尘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1949年10月1日下午,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隆重举行。黄炎培登上天安门,心情无限激动,他特意赋诗一首《天安门》:“归队五星旗下,齐声义勇军歌。新的国名定了,中华人民共和。”
周恩来邀请黄炎培“出山当官”
黄炎培一向表示不做官,北洋政府曾两次任命他为教育总长,他都坚拒不就,并表示终身从事教育,决不做官。
1949年10月11日晚,周恩来来到黄炎培的寓所,亲自上门动员黄炎培“当官”。起初,黄炎培还是抱定初衷表示不做官。他说:“当年,我46岁,就觉得年纪老了,做不动官了。如今已72岁了,还能做官吗?”
周恩来耐心地劝他说:“这次不同于旧社会的做官,现在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在政治协商会议上,由各民主党派一起千斟万酌制定的共同纲领,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剧本。我们自己编了剧本,自己怎么能不上台唱呢?”
经过两个多钟头的恳谈,黄炎培答应考虑考虑。那天夜里,黄炎培反反复复地思考。第二天一早,黄炎培又与江问渔、杨卫玉、孙起孟商量,大家一致建议他接受任命。这天晚上,周恩来再次前来征询意见,黄炎培高兴地表示决定接受职务。
10月19日下午,黄炎培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说:“我以往坚拒做官是不愿入污泥,今天是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的工作,我做的是人民的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