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建中央经济研究委员会委员、上海中华职教社建言献策委员会副主任 郑海阳

摘要：近期，11个来自广西南宁、穿着橘色衣服的幼儿园小朋友在东北地区研学受到优待，引发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传达出东北地区对儿童友好的形象，是对当前网络所充斥的“仇童”、“厌童”乱象的一次有力拨乱反正。之所以近年来国内屡屡发生厌童仇童事件，主要原因在于：1、极端女权主义的荼毒；2、社会对生育不友好的后果；3、传统封建思想死灰复燃；4、后疫情时代社会压力的影响。针对以上问题，提出了1、创建“儿童友好型城市”；2、建设儿童和生育友好型社会；3、提高对封建思想的防范意识；4、加强生育政策和文化的宣传；5、打击极端女权主义的建议。

近期，来自广西南宁的11个穿着橘色衣服、到哈尔滨研学的幼儿园小朋友成为全网焦点。他们跨越几千公里的研学，被称为“小砂糖橘闯东北”，在社交媒体上不断掀起热潮：2024年 1月4日，“小砂糖橘”们到漠河，使漠河文旅直播间观看人数超过350万人次；@中国消防直播“小砂糖橘”造访漠河北极村消防站，观看人数超过8000万人次……. 为哈尔滨的旅游事业进行了无形的宣传，助力哈尔滨成为今年全国旅游“顶流”。

值得关注的是，“小砂糖橘”所到之地政府均表示，要让这群3-6岁的孩子安全地吃好玩好，更是展现了东北地区对于儿童的友好和热情：1月1-2日，在游玩冰雪大世界、中华巴洛克、松花江期间，哈尔滨两位民警用专车护送孩子们回酒店的照片，被戏称为“两个冻梨（网友对两位民警的爱称）的安全护送”，成为哈尔滨对外友好形象的最佳写照；1月6日上午，“小砂糖橘”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得到哈工大博士研究生们“一对一”的指导、1月7日，吉林 ……更是对当前网络所充斥的“仇童”、“厌童”乱象的一次有力拨乱反正。

一、现状与问题

近年来，疫情导致的经济、心理、问题引发了整个社会戾气不断加重，一些年青人受工作、家族、婚姻的压力过大，感觉前途无望，将失意和不满发泄在比他们更加弱势的群体如儿童和婴儿身上，每当旅游旺季、运输高峰总会发生一些年青乘客与带小孩的家长发生冲突，如2023年“五一”假期期间，一女子乘坐高铁途中因 “熊孩子”踢椅背，而与家长争吵引发互殴， 6月29日，D7158次列车上，乘客称女子嫌小孩吵闹拿热水泼了小孩，乘警介入后，女子还诡辩称：水是从车上接的，烫也是列车方烫的。此类事情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和社交媒体的推波助澜之下，引发了舆论高度关注，如“五一女子与家长冲突事件”产生了多个微博热搜，阅读量超过24.6亿。

受此影响，在部分高铁上，如哈尔滨、山西太原段，车厢里反复广播：“如有婴幼儿哭闹，请去车厢连接处”，无视车厢连接处晃动大、站不稳的安全隐患，甚至有乘务员一看到带小孩的乘客就反复提醒要看管好自己的小孩,这种对带幼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家庭的无差别、“软驱逐”方式引了许多父母的不满，不仅营造了一种“社会对于儿童和婴儿极不友好”的氛围，还对中华民族传统“尊老爱幼”的美德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如不消除这类负面情绪，不仅会影响社会的安定和谐，还将直接对生育造成不利的影响。

而之所以发生此类厌童仇童事件，主要原因在于：

1、权端女权主义的荼毒。近年来受西方极端女权主义思潮的影响，年轻女性深陷“饱受压迫”的幻觉之中。一是大肆宣扬“父母皆祸害”的观点。通过夸大原生家庭的负面影响，为自己的生理和心理上的不快寻找借口，并将怨气传导到更为弱势的儿童身上。二是大肆宣传“不婚不育保平安”。在极端女权的影响，许多年青女性对于男性产生了较深的敌对情绪，不仅恐婚，到处宣扬不婚不育，还将已婚女性贬低为“婚驴”；不仅“仇男”，而且“仇童”，通过夸大“熊孩子”公共利益的影响，将其当作一个靶子来发泄负面情绪。三是认为“生育不是必选项”。 女权主义对年轻女性灌输了观念，导致许多女性觉得生育是女性的权利，并非义务，生孩子不是必选项。如果任由其发展下会，将会出现更为极端的情况：如在韩国，很多极端女权的支持者甚至打掉自己怀的男婴，四处宣扬“男性有罪论”。

2、社会对生育不友好的后果。当前社会对于生育不甚友好。一是在职场上，大量民营企业招聘时，女性年龄和是否婚育已经成为影响录用一个重要的因素；二是生育孩子时间与经济成本较高。尤其是后期的教育、养育、住房、医疗等的费用，也令许多年轻人对生育望而却步，由于缺乏为人父母的感受，也无法对幼童宽容；三是部分商家夸大生育的经济和健康后果。2022年中国孕产妇死亡率下降至15.7/10万、婴儿死亡率下降至4.9‰、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下降致6.8‰，均降至历史最低，但部分年轻女性仍然受社交媒介、部分商家等夸大生育的痛苦和危险的影响，产生“生育恐慌”，认为会对身体造成负面影响。

社会对儿童和生育不友好的后果就是超低生育率,美国CNN报道,韩国境内有多达500多个“禁止13岁以下儿童入内”的“无儿童” 区域, 并有71％的受访者认为将场所变成“无儿童区”是业主的权利，只有17％的人认为这样的政策“不可接受”。在这种全社会的“厌童”情绪下，2022年韩国育龄妇女生育率仅为0.78，远远低于目前全球最老龄化国家日本的1.3。2022年中国育龄妇女生育率仅为1.2，如果任由社会“厌童”情绪蔓延，将会中国的人口发展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

3、传统封建思想死灰复燃。近年来，传统封建思想的糟粕死灰复燃。一是传统宗族思想和意识卷土重来，如跳水运动员全红婵在获得奥运冠军后，被广东省湛江市全氏总支本家追认为26氏孙，并修订家谱，立门族牌位和匾额，加入全红婵这一支门第进入本家宗祠，未来全红婵将获得独立牌位，这种对女性歧视的传统文化糟粕被正大光明地在社会上广泛传播；二是重男轻女情况更加严重。随着二胎三胎政策逐步放开，生育性别比已经从80年代的108左右提高到111左右，每出生100个女孩就会出生111个男孩。2020年七普数据显示，全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在正常范围内的地区只有7个——西藏（101）、山西（102）、吉林（104）、黑龙江（105）、内蒙古（105）、宁夏（105）以及新疆（105）；三是结婚彩礼屡屡挑动社会敏感神经。随着男女比例失衡，社会形成了一方面重男轻女，另一方面争相攀比彩礼，一个多胎家庭收女儿的彩礼付取儿媳的钱的怪圈，也极大地影响了年轻女性的结婚和生育意愿，导致大量来自不发达地区的高知女性仇婚、厌童情绪的产生。而相比之下，东北作为中国最早工业化的地区，在男女平等、家庭和社会尊重女性方面足以成为现代社会的楷模。

4、后疫情时代社会压力的影响。一是疫情时代累积的社会压力力集中暴发。疫情导致的压并未随疫情消失，反而由于各行业经济复苏过程不一，而在某些行业有所上升。一般在生存压力较小时，人们对社会矛盾较为宽容，而在生存压力较大时更重视维护自身的利益。二是年轻人受经济形势不佳影响程度较大，在此情况下，部分年轻人尤其是年轻女性放弃了对长远未来的期待和规划，转而把注意力聚焦在短期的享乐和苟且上，任何与之相悖的事情都会引发她们的排斥。

二、对策和建议

针对以上问题，建议以“广西小砂糖橘去东北游学”事件为由，加大对儿童友好型城市和地区的宣传，推动儿童和生育友好型城市的创建。

1、创建“儿童友好型城市”。一是借“小砂糖桔”事件，加大对儿童友好的城市和地区尤其是东北地区的宣传，以人民和情感为最大的吸引力，推动东北地区的旅游业振兴；二是将“儿童友好”纳入创建精神文明城市的重要内容，制定相关标准，推动各级政府建立保障儿童和生育的相关机制；三是要求公共交通部门尤其是铁路管理部门进行整改，对于携带儿童出行的家庭，不得出台“婴幼儿哭闹请去车厢连接处”歧视性规定，乘警在因儿童哭闹而导致的投诉和纠纷时，维护儿童家庭的合法权益;四是禁止商家、公共场合运营机构出台各种限制儿童的限制性措施，设置“无孩区域”等，并对此类行为进行处罚。

2、建设儿童和生育友好型社会。一是加大生育支持政策的投入力度。提升我国在生育支持相关领域的投入，逐步从目前的百亿元级别，提升到日本和韩国的1%GDP左右的相同水平；二是构建全生命周期的生育支持体系。出台有利于婚嫁和生育的优惠政策，如有利于婚姻和生育的就业、税收、养育、教育、住房、养老等相关政策，构建全生命周期的生育支持体系；三是营造性别平等的就业环境。保障女性拥有平等的就业权利，杜绝企业以女性婚育状态作为职业选择和晋升的标准；建立女性生育保障和弹性工作制度，根据工作内容，适当调整女性在育儿期间的工作内容、工作时间、工作形式，切实保障和提升女性的就业能力；四是实施更加灵活的产假制度。灵活安排生育假、陪产假、育儿假、家庭护理假，允许根据家庭实际生育抚育情况，出现共享、转让假期等情况。进一步促进家庭责任的合理分担，引导父亲积极参与育儿过程。

3、提高对封建思想的防范意识。一是推动全国各地城市之间的儿童和青少年互访，尤其是大型城市与宗族意识较为强烈的落后地区儿童和青少年的互访；二是对地方宗族势力进行限制，限制其介入原属于民政、社会保障的领域事务；三是立法对彩礼进行限制，加大对因彩礼而导致的刑事、民事案件的宣传力度；四是加强“男女平等”的宣传，加大对于落后地区杀害女婴案件的处理力度。

4、加强生育政策和文化的宣传。一是加强对生育支持政策的宣传，如法律规定、补贴政策等，充分发挥新媒体对年轻群体的舆论引导作用，提升他们的生育信心和生育意愿；二是加强正面宣传，减少文化作品、社交媒体中恐婚、恐育、放大婚姻家庭矛盾的倾向；三是加大于中国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尊老爱幼优秀传统文化的宣传，营造婚姻、生育、儿童友好型社会文化环境；四加大学校教育和社会宣传，逐步转变生育文化，营造性别平等、尊重生育、重视家庭的社会氛围。

5、打击极端女权主义。一是要求网信管理部门和社交媒体加大对于极端女权的“厌童”“仇童”、“恐婚”、“仇男”、“生育危害”言论的查处力度，对相关组织的账号进行及时限流和封号处理；二是要求社交媒体对于极端女权账号进行“极端女权”的标注，并提醒网民“该账号有极端言论，请谨慎采信”；三是要求治安管理部门在处理极端女权及其支持者挑起的“厌童”、“仇童”、“仇男”事件时，秉公处理，及时向社会公布结果，避免被极端女权分子利用，制造社会舆情；四是加强对于科学生育知识的宣传，限制和封禁社交媒介、部分商家等夸大生育的痛苦和危险的不利言论，减少社会各界尤其是年轻女性的“生育恐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