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中华职教社原理事长成思危同志

成思危（1935-2015），汉族，湖南湘乡人，研究生学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MBA)，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著名经济学家。 1951年参加工作，1995年1月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曾任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九、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六、七、八届民建中央主席，第八、九届中华职教社理事长。现任中国科学院虚拟经济与数据科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华东理工大学名誉校长，中国软科学研究会理事长，国际金融论坛(北京)主席，中国智慧城市论坛主席。

2015年7月12日与世长辞，享年80岁。

三次选择皆为报国

成思危是成家五个孩子中的独子，父亲成舍我是杰出的一代报人，母亲萧宗让曾留学法国，书香门第的他自幼便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

成思危在北平时，已深受鲁迅、茅盾、巴金等进步作家的影响，其中影响最大当数《家》、《春》、《秋》“激流三部曲”。在《家》这部著作中，觉慧毅然决然离开家，寻得了人生道路。在成思危看来，他人生的第一个转折，就像是觉慧的真实写照。

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北平，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少年时代的成思危，对国民党的统治甚为反感。1948年底，随父亲举家搬迁到香港后，成思危就读于左派学校，受社会进步思想的影响，1951年，年仅16岁的成思危做出了他人生第一个重要转折，毅然决然地抛弃了优越的家庭生活，抱着对新中国的憧憬和理想，回到广州。自此，他开始了漫长的跨越两个世纪的报国之旅。

成思危先是进入叶剑英兼任校长的“南方大学”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广东省总工会工作，还曾在解放前一直生活在水上、处境悲惨的民船业中工作了一年，上了“最好的社会大学”。由于良好的工作表现，成思危被选送到华南工学院、华东化工学院学习。

毕业时，成思危被分配到沈阳化工研究院工作，满怀抱负地投入到“向科学进军”的祖国建设高潮中。正当成思危雄心勃勃要干一番事业时，“文革”开始了，戴着“出身官僚资产阶级”帽子的成思危，被下放当了锅炉工，后因周恩来总理评价他父亲的一句话，才最终摘掉戴了20多年的“帽子”。

“文革”结束后，成思危做了他人生第二个重要的决定，选择去美国读书，当时已在化工界小有名气的他，却改行学了工商管理。毕业时，他推辞了美国公司和研究机构的邀约，也婉谢了父亲希望他回台湾继承家业，而是选择回国继续为新中国的建设出一份力，他将风险投资的理念带回国内，成为了后来享誉国内外的“中国风险投资之父”。

1994年，临近退休之年的成思危本打算安度晚年，去看看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姐妹。但是，作为知识分子的成思危，最大的希望是自己的建议和意见能够达至高层，对国家和人民有所贡献，于是，成思危欣然接受了时任民建中央主席孙起孟的邀请，加入了民建，并在1996年民建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民建中央主席。1998年3月，成思危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生的第三次转折，也让成思危从一名学者走向了政坛。

“参加民建是我人生中又一次重大转折”

成思危说过，“参加民建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之一，我由此从为学走上了从政的道路。 ” 1995年底，我当选民建中央委员、常委、副主席，在1996年底接替孙起孟先生当选为民建中央主席。

在谈到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时，成思危用了一个很特别的比方。他说：“海外有些朋友问我，你既然是独立的党派，为什么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跟他们解释说，西方的政党制度是‘打橄榄球’，一定要把对方压倒。我们的政党制度是‘唱大合唱’，民主党派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共事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为了保持社会的和谐。要大合唱，就要有指挥，这个指挥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胜任。唱大合唱，就要有主旋律，这个主旋律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成思危告诉海外的朋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这是中国政党制度的鲜明特点。我们８个民主党派既不是在野党，也不是反对党，而是参政党。

成思危经常要参加中共中央与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的高层政治协商，深感中共中央领导人对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高度重视。他对记者说，高层政治协商现在每年都有八九次，今年有一个星期就开了两次会。高层政治协商已经制度化，最为重要的是“协商于决策之前”，中共中央确实高度重视吸纳民主党派的意见。

对于海外有评论说中国的民主党派人士在政府任职多是“坐虚位”、“无实权”，成思危严肃地指出，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中国的民主党派不是“政治花瓶”。

“在担任化工部副部长的时候，我对自己负责范围内的工作是完全有权作出决策的。现在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我负责证券法、农村金融的执法检查。我和中共党籍的副委员长一样，也是独当一面的。”他说，“目前有６位民建成员担任副省长，都是有职有权。比如在广东省担任副省长的宋海就主管金融这样的重要领域。”

成思危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富有生命力的。这一制度要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完善。随着中国政治生活的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我相信这个制度会越来越发挥出其优越性，民主党派也会越来越发挥出自己的作用。”

在2005年12月16日举行的纪念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发表了题为《弘扬传统　团结奋进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竭诚奋斗》的讲话，在讲话中，成思危主席总结了本会在参政党的基本理念、行为准则上形成的坚持爱国主义，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努力树立和巩固全会共同的政治理想；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自觉维护多党合作的政治格局，与执政党风雨同舟、亲密合作；坚持遵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把促进发展作为根本任务，认真履行参政党职能；坚持发挥特色，保持与经济界的密切联系，充分利用和发展本会的界别优势；坚持与时俱进，在自我教育中不断提高会的整体素质和参政能力，保持本会旺盛的生机和活力的“五个坚持”的共识，提出了为实现新的历史使命需要大力弘扬的民主、团结、创新、奉献的“四种精神”。

“中国风险投资论坛”由成思危倡议在每年的四月份召开一次研讨会，其前身是1999年4月和2000年4月在北京举办的中国风险投资研讨会。由民建中央主办，中国风险投资有限公司等单位承办，已发展成中国风险投资领域最富影响的大型盛会。

民建中央为贯彻中共十六大提出的“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方针政策，做好民建所联系的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工作，促进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于2003年创办了“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论坛”，每年主办一次，由民建中央、国家有关部委、地方政府等联办。

中国风险投资之父

1998年，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成思危代表民建中央提交了《关于尽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这就是后来被认为引发了一场高科技产业新高潮的“一号提案”。此后，国内掀起了风险投资的热潮。成思危指出，中国风险投资的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发展风险投资事业应实行三步走战略：首先是建立风险投资公司，为国内外投资者提供咨询与服务管理；第二步是建立风险投资基金，并制定相应的法规及管理办法，从国内外吸收资金；第三步是建立包括二板市场在内的风险投资体系。与此同时，成思危强调，风险投资的重点领域应当是高技术领域，支持的重点阶段应是创业阶段。

2003年，在成思危的积极倡导下，中国风险投资研究院正式成立，从而建立起国内风险投资领域政策制定者与实务界沟通的重要桥梁。2004年6月，深圳中小企业板正式开盘，迈出了“三步走”战略其中一步。成思危强调，中国风险投资事业成功的关键因素是培养自己的风险投资家，从培养项目经理入手。由此，风险投资在中国才真正开始引起政府和国人的关注和重视，并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时期。由于成思危为我国新兴的风险投资业做出奠基性贡献，业内人士亲切地称他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

一波三折的创业板，被誉为“创业板之父”

1999年8月，党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指出，要培育有利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资本市场，适当时候在现有的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专门设立高新技术企业板块。

1999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公司法》做出修改，即：高新技术企业，可以按照国务院新颁布的标准在国内股票市场上市；同时通过了一个拟建单独的高科技股票交易系统的决议。2000年10月，深市停发新股，筹建创业板。2001年初，纳市神话破灭，且国内股市频传丑闻，成思危当时建议缓推创业板。

2001年11月，高层认为股市尚未成熟，需先整顿主板，创业板计划搁置。 2002年，时任总理的朱镕基明确表示，在主板市场整顿完之前，不可能推出创业板。此前，国务院征求时任香港证监会主席沈联涛意见时，沈以香港创业板的失败提醒内地股市勿蹈覆辙。

2003年3月18日，成思危在《中小企业融资及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高层论坛》上提出，采取“三步走”的办法建立二板市场，先参照主板的条件设立科技板块，然后降低门槛、扩大容量，最后建成创业板。2003年10月，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再次提出，如果考虑立即推出创业板有风险，可采用分步实施的方式。一年后的2004年，深圳中小企业板开盘，他在开板仪式上的讲话中提出要逐步向创业板过渡，但创业板的动议仍然被搁浅。

直到2007年3月，全国政协委员、深圳市政协主席李德成向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提交了《关于尽快在深圳推出创业板市场的建议》，呼吁尽快在深圳推出创业板市场。与此同时，深交所表示，将采取多方措施促进中小企业板的发展，为中小企业融资创造更好条件。

2008年3月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表示将推出创业板，证监会主席尚福林也表示上半年推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管理办法》。但由于当时美国次贷危机恶化，席卷全球形成国际金融危机，推出创业板的进程再次被迫延宕。

2009年两会期间，民建中央提交了一份《关于积极扶持中小企业走出金融危机困境的提案》，建议积极构建支持中小企业的融资体系，拓展中小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积极构建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尽快推出创业板市场，使具有创新能力的优质中小企业与资本市场对接。

2009年3月31日，中国证监会正式发布《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该办法自2009年5月1日起实施。2009年7月1日，证监会正式发布实施《创业板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暂行规定》，投资者可在7月15日起办理创业板投资资格。 2009年9月13日，中国证监会宣布，将于9月17日召开首次创业板发审会，首批7家企业上会。 2009年10月23日，中国创业板举行开板启动仪式。数据显示，首批上市的28家创业板公司，平均市盈率为56.7倍，而市盈率最高的宝德股份达到81.67倍，远高于全部A股市盈率以及中小板的市盈率。 2009年10月30日，中国创业板正式上市。

中华职教社的杰出领导人

成思危担任第八、九届中华职教社理事长。在这十年里，中华职教社取得了喜人的成绩和长足的发展：进入新世纪，中华职业教育社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大局出发，运用长期从事职业教育所积累的丰富经验，认真开展职业教育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加强办学实践，注重在民办职业教育领域发挥作用，倡导并实施温暖工程，广泛联系港澳台和海外职业教育界人士，为推进我国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成为推进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以及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积极力量。2004年，中华职业教育社获准成为联合国公共信息部联系的非政府组织成员……

在1999年11月5日中华职业教育社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闭幕式上，成思危作了重要讲话。他说，首先我要感谢同志们的信任，选举我为理事长，这对我既是一项新任务，也是一项新的挑战。我本人多年从事化学工业、经济和管理方面的工作，对教育很不熟悉。但是我相信，有党的领导，有大家的支持，特别是各位理事、常务理事和各位副理事长的支持，我本人一定努力学习，认真工作，尽心尽力地完成党和同志们交给我的任务。

成思危在纪念中华职业教育社立社85周年座谈会（2002年5月14日）上发表了讲话。他说，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事关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全局，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高劳动者技能和创造才能的重要手段。纪念立社85周年，就是要以奋发有为的精神推进职教社的工作，要以“敬业、务实、开拓、严格”的精神促进职教社事业的发展。

成思危在中华职教社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闭幕仪式（2004年12月23日）上的讲话：“最后，我还想和大家说几句话共勉，我曾经在99年接受中国教育电视台采访时，说过两段话，一是：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主要是经济实力的竞争，经济实力竞争的重点是科技实力的竞争，科技实力竞争的根本是人才实力的竞争，人才实力竞争的本质是人才的创新能力的竞争。希望大家从这个高度来理解培养人才的重要性，培养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再一个就是经济只能管我们的今天，科技可以管我们的明天，而只有教育才能管我们的后天。这两个观点希望和大家共勉。黄任老讲过，离社会无教育，即我们做教育工作不能只就教育论教育，一定要和社会相结合，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最后，我想引用屈原的一句话，"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希望大家能够团结起来，振奋精神，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努力开拓，积极探索，踏踏实实的工作，争取在这五年内把中华职教社的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2005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成思危在温暖工程十周年总结表彰大会上宣布启动“百县百万农民培训计划”，2006年底，中央统战部举行“全面开展温暖工程李兆基基金百县百万农民和万名乡村医生培训仪式”，联合教育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农业部、建设部、卫生部共同开展“双百计划”。标志着温暖工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2007年3月27日，中华职业教育社专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京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成思危同志出席会议并为受聘专家颁发了聘书。他指出，职教社有三项重要任务：一是作为统战性的职业教育团体，要认真做好调查研究，为职业教育发展建言献策。目前《就业促进法（草案）》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希望职教社在职业教育与培训方面能够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二是积极投身办学实践，推动民办职业教育的发展，正在筹办的中华职业学院是我多年的愿望，希望大家提出很好的意见；三是大力实施温暖工程。他对专家委员会的工作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希望专家委员会能够切实发挥智囊团的作用，指导、协助职教社做好各项工作。受聘专家表示，成为中华职业教育社专家委员会的委员是一种荣幸，更是一份责任；要珍惜这份荣誉，认真履行职责，积极参加专家委员会的活动，发挥应有的作用，为职教社和职教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围绕着当前职教社的调研重点、“十一五”期间研究课题的选题方向以及中华职业学院筹备工作等，与会同志畅所欲言，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和指导性意见。

成思危在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90周年纪念大会上（2007年4月25日）的讲话中指出，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党和政府对中华职教社的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2005年7月温家宝总理对温暖工程作出重要批示：“希望你们保持中华职教社‘统战性、教育性、民间性’的社会团体特色，发挥其在社会公益事业中的独特优势，把温暖工程继续办好，使困难群众受益，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新的贡献。”2005年10月，贾庆林主席在接见温暖工程先进集体和个人时指出：“温暖工程开辟了协助党和政府帮助富余劳动力就业问题的新途径，体现了中华民族扶贫济困的传统美德，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回良玉副总理、刘延东部长也要求我们，一定要把温暖工程这一得人心、稳人心、暖人心的事业做大做强。这些无不显示出党中央、国务院对中华职教社工作的关怀与重视。在今年召开的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温总理强调指出：“要把发展职业教育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使教育真正成为面向全社会的教育，这是一项重大变革和历史任务。”因此，我们必须抓住机遇，努力为做好新时期的职业教育工作做出积极贡献。

2009年8月18日，中华职业教育社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举行，成思危代表第九届理事会作题为《开拓创新科学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智慧和力量》的工作报告。

2011年12月9日，成思危前往重庆市渝北区回兴街道的中华职业学校（渝校）旧址，视察了中华职业教育社社史陈列馆。考察期间，成思危对重庆市委市政府对中华职业学校（渝校）旧址的保护与修缮的重视表示感谢。他充满感情的说，这里见证了抗战时期黄炎培等老一辈教育家在艰苦的条件下兴办职业教育、坚持教育救国的理想与信念。他要求，要将陈列馆打造成具有百年历史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社史基地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进一步弘扬中华职教社“爱国、进步、奉献、求实”的办学精神。

2012年5月2日，成思危视察中华职业学院，并为“云南财经大学中华职业学院”和“云南财经大学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实验区”揭牌。

成思危的经典语录

“我毕生的抱负就是能为富国强民做点事”、“我们要努力做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务实的理想主义者，审慎的乐观主义者 ”、“多研究少开口，多学习少应酬，多办事少出头，多协商少独谋”、“勤奋学习，自强不息，淡泊名利，知足常乐”、“多说真话实话，少说空话套话，不说大话假话”、“做人要正直，做事要认真，做学问要勤奋 ”、“量力而行，尽力而为”、“没有风险投资，建设创新型国家难以实现”、“经济只能保证我们的今天，科技能保证我们的明天，只有教育才能确保我们的后天”、“宏观来看进步不小，微观来看问题不少”……

成思危被誉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他在经济领域著述颇多，因其特殊的政治身份，他的一些言论一经发表便引起股市震动，因此也招致了不少批评的声音。但时间证明，他说的那些可能有些人并不爱听的话是真话、实话。

“慷慨陈词岂能皆如人意，鞠躬尽瘁但求无愧于心。”这是成思危的座右铭，也是他人生中言行如一的追求。

(王荣 王抒滟整理)

编辑/毕鹏宇

成思危（1935-2015），汉族，湖南湘乡人，研究生学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MBA)，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著名经济学家。 1951年参加工作，1995年1月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曾任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九、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六、七、八届民建中央主席，第八、九届中华职教社理事长。现任中国科学院虚拟经济与数据科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华东理工大学名誉校长，中国软科学研究会理事长，国际金融论坛(北京)主席，中国智慧城市论坛主席。

2015年7月12日与世长辞，享年80岁。

三次选择皆为报国

成思危是成家五个孩子中的独子，父亲成舍我是杰出的一代报人，母亲萧宗让曾留学法国，书香门第的他自幼便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

成思危在北平时，已深受鲁迅、茅盾、巴金等进步作家的影响，其中影响最大当数《家》、《春》、《秋》“激流三部曲”。在《家》这部著作中，觉慧毅然决然离开家，寻得了人生道路。在成思危看来，他人生的第一个转折，就像是觉慧的真实写照。

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北平，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少年时代的成思危，对国民党的统治甚为反感。1948年底，随父亲举家搬迁到香港后，成思危就读于左派学校，受社会进步思想的影响，1951年，年仅16岁的成思危做出了他人生第一个重要转折，毅然决然地抛弃了优越的家庭生活，抱着对新中国的憧憬和理想，回到广州。自此，他开始了漫长的跨越两个世纪的报国之旅。

成思危先是进入叶剑英兼任校长的“南方大学”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广东省总工会工作，还曾在解放前一直生活在水上、处境悲惨的民船业中工作了一年，上了“最好的社会大学”。由于良好的工作表现，成思危被选送到华南工学院、华东化工学院学习。

毕业时，成思危被分配到沈阳化工研究院工作，满怀抱负地投入到“向科学进军”的祖国建设高潮中。正当成思危雄心勃勃要干一番事业时，“文革”开始了，戴着“出身官僚资产阶级”帽子的成思危，被下放当了锅炉工，后因周恩来总理评价他父亲的一句话，才最终摘掉戴了20多年的“帽子”。

“文革”结束后，成思危做了他人生第二个重要的决定，选择去美国读书，当时已在化工界小有名气的他，却改行学了工商管理。毕业时，他推辞了美国公司和研究机构的邀约，也婉谢了父亲希望他回台湾继承家业，而是选择回国继续为新中国的建设出一份力，他将风险投资的理念带回国内，成为了后来享誉国内外的“中国风险投资之父”。

1994年，临近退休之年的成思危本打算安度晚年，去看看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姐妹。但是，作为知识分子的成思危，最大的希望是自己的建议和意见能够达至高层，对国家和人民有所贡献，于是，成思危欣然接受了时任民建中央主席孙起孟的邀请，加入了民建，并在1996年民建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民建中央主席。1998年3月，成思危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生的第三次转折，也让成思危从一名学者走向了政坛。

“参加民建是我人生中又一次重大转折”

成思危说过，“参加民建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之一，我由此从为学走上了从政的道路。 ” 1995年底，我当选民建中央委员、常委、副主席，在1996年底接替孙起孟先生当选为民建中央主席。

在谈到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时，成思危用了一个很特别的比方。他说：“海外有些朋友问我，你既然是独立的党派，为什么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跟他们解释说，西方的政党制度是‘打橄榄球’，一定要把对方压倒。我们的政党制度是‘唱大合唱’，民主党派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共事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为了保持社会的和谐。要大合唱，就要有指挥，这个指挥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胜任。唱大合唱，就要有主旋律，这个主旋律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成思危告诉海外的朋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这是中国政党制度的鲜明特点。我们８个民主党派既不是在野党，也不是反对党，而是参政党。

成思危经常要参加中共中央与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的高层政治协商，深感中共中央领导人对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高度重视。他对记者说，高层政治协商现在每年都有八九次，今年有一个星期就开了两次会。高层政治协商已经制度化，最为重要的是“协商于决策之前”，中共中央确实高度重视吸纳民主党派的意见。

对于海外有评论说中国的民主党派人士在政府任职多是“坐虚位”、“无实权”，成思危严肃地指出，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中国的民主党派不是“政治花瓶”。

“在担任化工部副部长的时候，我对自己负责范围内的工作是完全有权作出决策的。现在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我负责证券法、农村金融的执法检查。我和中共党籍的副委员长一样，也是独当一面的。”他说，“目前有６位民建成员担任副省长，都是有职有权。比如在广东省担任副省长的宋海就主管金融这样的重要领域。”

成思危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富有生命力的。这一制度要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完善。随着中国政治生活的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我相信这个制度会越来越发挥出其优越性，民主党派也会越来越发挥出自己的作用。”

在2005年12月16日举行的纪念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发表了题为《弘扬传统　团结奋进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竭诚奋斗》的讲话，在讲话中，成思危主席总结了本会在参政党的基本理念、行为准则上形成的坚持爱国主义，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努力树立和巩固全会共同的政治理想；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自觉维护多党合作的政治格局，与执政党风雨同舟、亲密合作；坚持遵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把促进发展作为根本任务，认真履行参政党职能；坚持发挥特色，保持与经济界的密切联系，充分利用和发展本会的界别优势；坚持与时俱进，在自我教育中不断提高会的整体素质和参政能力，保持本会旺盛的生机和活力的“五个坚持”的共识，提出了为实现新的历史使命需要大力弘扬的民主、团结、创新、奉献的“四种精神”。

“中国风险投资论坛”由成思危倡议在每年的四月份召开一次研讨会，其前身是1999年4月和2000年4月在北京举办的中国风险投资研讨会。由民建中央主办，中国风险投资有限公司等单位承办，已发展成中国风险投资领域最富影响的大型盛会。

民建中央为贯彻中共十六大提出的“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方针政策，做好民建所联系的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工作，促进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于2003年创办了“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论坛”，每年主办一次，由民建中央、国家有关部委、地方政府等联办。

中国风险投资之父

1998年，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成思危代表民建中央提交了《关于尽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这就是后来被认为引发了一场高科技产业新高潮的“一号提案”。此后，国内掀起了风险投资的热潮。成思危指出，中国风险投资的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发展风险投资事业应实行三步走战略：首先是建立风险投资公司，为国内外投资者提供咨询与服务管理；第二步是建立风险投资基金，并制定相应的法规及管理办法，从国内外吸收资金；第三步是建立包括二板市场在内的风险投资体系。与此同时，成思危强调，风险投资的重点领域应当是高技术领域，支持的重点阶段应是创业阶段。

2003年，在成思危的积极倡导下，中国风险投资研究院正式成立，从而建立起国内风险投资领域政策制定者与实务界沟通的重要桥梁。2004年6月，深圳中小企业板正式开盘，迈出了“三步走”战略其中一步。成思危强调，中国风险投资事业成功的关键因素是培养自己的风险投资家，从培养项目经理入手。由此，风险投资在中国才真正开始引起政府和国人的关注和重视，并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时期。由于成思危为我国新兴的风险投资业做出奠基性贡献，业内人士亲切地称他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

一波三折的创业板，被誉为“创业板之父”

1999年8月，党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指出，要培育有利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资本市场，适当时候在现有的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专门设立高新技术企业板块。

1999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公司法》做出修改，即：高新技术企业，可以按照国务院新颁布的标准在国内股票市场上市；同时通过了一个拟建单独的高科技股票交易系统的决议。2000年10月，深市停发新股，筹建创业板。2001年初，纳市神话破灭，且国内股市频传丑闻，成思危当时建议缓推创业板。

2001年11月，高层认为股市尚未成熟，需先整顿主板，创业板计划搁置。 2002年，时任总理的朱镕基明确表示，在主板市场整顿完之前，不可能推出创业板。此前，国务院征求时任香港证监会主席沈联涛意见时，沈以香港创业板的失败提醒内地股市勿蹈覆辙。

2003年3月18日，成思危在《中小企业融资及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高层论坛》上提出，采取“三步走”的办法建立二板市场，先参照主板的条件设立科技板块，然后降低门槛、扩大容量，最后建成创业板。2003年10月，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再次提出，如果考虑立即推出创业板有风险，可采用分步实施的方式。一年后的2004年，深圳中小企业板开盘，他在开板仪式上的讲话中提出要逐步向创业板过渡，但创业板的动议仍然被搁浅。

直到2007年3月，全国政协委员、深圳市政协主席李德成向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提交了《关于尽快在深圳推出创业板市场的建议》，呼吁尽快在深圳推出创业板市场。与此同时，深交所表示，将采取多方措施促进中小企业板的发展，为中小企业融资创造更好条件。

2008年3月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表示将推出创业板，证监会主席尚福林也表示上半年推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管理办法》。但由于当时美国次贷危机恶化，席卷全球形成国际金融危机，推出创业板的进程再次被迫延宕。

2009年两会期间，民建中央提交了一份《关于积极扶持中小企业走出金融危机困境的提案》，建议积极构建支持中小企业的融资体系，拓展中小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积极构建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尽快推出创业板市场，使具有创新能力的优质中小企业与资本市场对接。

2009年3月31日，中国证监会正式发布《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该办法自2009年5月1日起实施。2009年7月1日，证监会正式发布实施《创业板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暂行规定》，投资者可在7月15日起办理创业板投资资格。 2009年9月13日，中国证监会宣布，将于9月17日召开首次创业板发审会，首批7家企业上会。 2009年10月23日，中国创业板举行开板启动仪式。数据显示，首批上市的28家创业板公司，平均市盈率为56.7倍，而市盈率最高的宝德股份达到81.67倍，远高于全部A股市盈率以及中小板的市盈率。 2009年10月30日，中国创业板正式上市。

中华职教社的杰出领导人

成思危担任第八、九届中华职教社理事长。在这十年里，中华职教社取得了喜人的成绩和长足的发展：进入新世纪，中华职业教育社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大局出发，运用长期从事职业教育所积累的丰富经验，认真开展职业教育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加强办学实践，注重在民办职业教育领域发挥作用，倡导并实施温暖工程，广泛联系港澳台和海外职业教育界人士，为推进我国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成为推进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以及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积极力量。2004年，中华职业教育社获准成为联合国公共信息部联系的非政府组织成员……

在1999年11月5日中华职业教育社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闭幕式上，成思危作了重要讲话。他说，首先我要感谢同志们的信任，选举我为理事长，这对我既是一项新任务，也是一项新的挑战。我本人多年从事化学工业、经济和管理方面的工作，对教育很不熟悉。但是我相信，有党的领导，有大家的支持，特别是各位理事、常务理事和各位副理事长的支持，我本人一定努力学习，认真工作，尽心尽力地完成党和同志们交给我的任务。

成思危在纪念中华职业教育社立社85周年座谈会（2002年5月14日）上发表了讲话。他说，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事关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全局，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高劳动者技能和创造才能的重要手段。纪念立社85周年，就是要以奋发有为的精神推进职教社的工作，要以“敬业、务实、开拓、严格”的精神促进职教社事业的发展。

成思危在中华职教社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闭幕仪式（2004年12月23日）上的讲话：“最后，我还想和大家说几句话共勉，我曾经在99年接受中国教育电视台采访时，说过两段话，一是：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主要是经济实力的竞争，经济实力竞争的重点是科技实力的竞争，科技实力竞争的根本是人才实力的竞争，人才实力竞争的本质是人才的创新能力的竞争。希望大家从这个高度来理解培养人才的重要性，培养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再一个就是经济只能管我们的今天，科技可以管我们的明天，而只有教育才能管我们的后天。这两个观点希望和大家共勉。黄任老讲过，离社会无教育，即我们做教育工作不能只就教育论教育，一定要和社会相结合，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最后，我想引用屈原的一句话，"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希望大家能够团结起来，振奋精神，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努力开拓，积极探索，踏踏实实的工作，争取在这五年内把中华职教社的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2005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成思危在温暖工程十周年总结表彰大会上宣布启动“百县百万农民培训计划”，2006年底，中央统战部举行“全面开展温暖工程李兆基基金百县百万农民和万名乡村医生培训仪式”，联合教育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农业部、建设部、卫生部共同开展“双百计划”。标志着温暖工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2007年3月27日，中华职业教育社专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京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成思危同志出席会议并为受聘专家颁发了聘书。他指出，职教社有三项重要任务：一是作为统战性的职业教育团体，要认真做好调查研究，为职业教育发展建言献策。目前《就业促进法（草案）》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希望职教社在职业教育与培训方面能够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二是积极投身办学实践，推动民办职业教育的发展，正在筹办的中华职业学院是我多年的愿望，希望大家提出很好的意见；三是大力实施温暖工程。他对专家委员会的工作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希望专家委员会能够切实发挥智囊团的作用，指导、协助职教社做好各项工作。受聘专家表示，成为中华职业教育社专家委员会的委员是一种荣幸，更是一份责任；要珍惜这份荣誉，认真履行职责，积极参加专家委员会的活动，发挥应有的作用，为职教社和职教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围绕着当前职教社的调研重点、“十一五”期间研究课题的选题方向以及中华职业学院筹备工作等，与会同志畅所欲言，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和指导性意见。

成思危在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90周年纪念大会上（2007年4月25日）的讲话中指出，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党和政府对中华职教社的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2005年7月温家宝总理对温暖工程作出重要批示：“希望你们保持中华职教社‘统战性、教育性、民间性’的社会团体特色，发挥其在社会公益事业中的独特优势，把温暖工程继续办好，使困难群众受益，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新的贡献。”2005年10月，贾庆林主席在接见温暖工程先进集体和个人时指出：“温暖工程开辟了协助党和政府帮助富余劳动力就业问题的新途径，体现了中华民族扶贫济困的传统美德，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回良玉副总理、刘延东部长也要求我们，一定要把温暖工程这一得人心、稳人心、暖人心的事业做大做强。这些无不显示出党中央、国务院对中华职教社工作的关怀与重视。在今年召开的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温总理强调指出：“要把发展职业教育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使教育真正成为面向全社会的教育，这是一项重大变革和历史任务。”因此，我们必须抓住机遇，努力为做好新时期的职业教育工作做出积极贡献。

2009年8月18日，中华职业教育社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举行，成思危代表第九届理事会作题为《开拓创新科学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智慧和力量》的工作报告。

2011年12月9日，成思危前往重庆市渝北区回兴街道的中华职业学校（渝校）旧址，视察了中华职业教育社社史陈列馆。考察期间，成思危对重庆市委市政府对中华职业学校（渝校）旧址的保护与修缮的重视表示感谢。他充满感情的说，这里见证了抗战时期黄炎培等老一辈教育家在艰苦的条件下兴办职业教育、坚持教育救国的理想与信念。他要求，要将陈列馆打造成具有百年历史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社史基地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进一步弘扬中华职教社“爱国、进步、奉献、求实”的办学精神。

2012年5月2日，成思危视察中华职业学院，并为“云南财经大学中华职业学院”和“云南财经大学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实验区”揭牌。

成思危的经典语录

“我毕生的抱负就是能为富国强民做点事”、“我们要努力做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务实的理想主义者，审慎的乐观主义者 ”、“多研究少开口，多学习少应酬，多办事少出头，多协商少独谋”、“勤奋学习，自强不息，淡泊名利，知足常乐”、“多说真话实话，少说空话套话，不说大话假话”、“做人要正直，做事要认真，做学问要勤奋 ”、“量力而行，尽力而为”、“没有风险投资，建设创新型国家难以实现”、“经济只能保证我们的今天，科技能保证我们的明天，只有教育才能确保我们的后天”、“宏观来看进步不小，微观来看问题不少”……

成思危被誉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他在经济领域著述颇多，因其特殊的政治身份，他的一些言论一经发表便引起股市震动，因此也招致了不少批评的声音。但时间证明，他说的那些可能有些人并不爱听的话是真话、实话。

“慷慨陈词岂能皆如人意，鞠躬尽瘁但求无愧于心。”这是成思危的座右铭，也是他人生中言行如一的追求。

(王荣 王抒滟整理)

编辑/毕鹏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