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媛

听长辈们说，我自小就有一个嗜好，那就是没事时总爱趴在窗口，望向窗外，甚至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大人们都感到很奇怪，为何日复一日都能看到的窗外景色竟会如此地吸引我呢？

也许小时候的我并未能就大人们的疑惑给出一个合乎逻辑的答案。但在印象中，觉得自己最早的关于“窗外”的记忆就是爷爷的一顶帽子，上面还嵌有一枚写着“公安”字样、带黄边的红五角星。帽子很新，好像从来没见爷爷戴过。但每逢天气晴好时，这顶帽子却总会出现在窗外的晾衣架上，在阳光的照射下，那枚红五角星便会闪烁出耀眼好看的光辉。家里人都知道，这顶帽子可是爷爷的宝贝，它的年龄比我还大呢。说起爷爷，爸爸总是满脸的自豪。爷爷在解放前就当了警察，可他的真实身份却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在当时暗无天日的白色恐怖中“提着脑袋干革命”，终于盼来了全国的解放，领到了象征着确认自己身份的第一套“中国人民警察”的制服和这顶帽子。爷爷平时不舍得戴这顶帽子，但却会经常拿出一小块绸布仔细轻柔地擦拭着帽子上的那枚红五角星的帽徽，谈起曾经和他并肩工作过、却已经牺牲了的很多战友。听爸爸说，这顶帽子在爷爷去世后也伴随在他的身边。或许，是爷爷和他的这顶帽子的故事在我当时幼小的心灵里扎下了根，因为至今还很清楚地记得小时候的自己最喜欢看的电影就是“抓特务”的，每逢看到大屏幕上出现一个嵌有“八一”字样的、光芒四射的五角星，下面伴有“八一电影制片厂”等几个文字的图像出现的时候，便会和一群小伙伴们欢呼雀跃起来，并用尽力气地拍响小巴掌，而对于故事片“闪闪的红星”和“红孩子”，则更因每映必看的缘故竟达到了对其中的每个细节如数家珍的地步。

在一度感觉世界上只有“红、黄、蓝、灰”四种颜色的模糊记忆中，对歌曲“东方红”的印象却是异常深刻，即使今时今日也能很熟练地哼唱出它的旋律和歌词，而且在每次哼唱时必然会有一幅旭日东升的景象在脑海中油然而生。但终于有一天，我发现“红、黄、蓝、灰”四种颜色的主导局面居然被一点小小的白色打破了。那天，先是从窗外看到很多胸前佩戴着红色毛主席像章的人们在手臂靠上的位置出现了一小块白色的东西，觉得有点奇怪。等到父母下班回来后才发现他们竟然也同样在手臂上多套了一圈镶有一朵白色小绢花的黑纱，而且当晚爸妈几乎都在无语地彻夜流泪，甚至在我的概念中一贯就是英雄形象的父亲同样是满面泪痕。这可把当时年仅五岁的我给吓坏了，不明就里的我只知道坐在父母身旁哇哇大哭，那感觉就像是天塌地陷。于是，1976年烙印般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因为在这一年里中国经历了悲喜交加的“两重天”：周总理、毛主席相继辞世，唐山特大地震，“四人帮”被粉碎。

逐渐地、随着年龄的增长，关于“窗外”的记忆也日益清晰、丰富起来。记得在学龄前，窗外那些三五成群背着书包的“红领巾”们是最吸引我的一道“风景线”。总是幻想着自己有朝一日也能穿上一件白色的“的确良”衬衫、胸前飘扬着一根鲜红的红领巾时那近乎公主般的美丽模样。在这个梦想终于实现的同时，我也了解到“红领巾”背后的意义——“红领巾是国旗的一角，是无数先烈用鲜血染红的。”所以，每逢敬队礼的时候，一定会以一种不容亵渎的神圣感将小手高高地举过头顶，因为我知道这代表着“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后来，窗外更成为我感受古今中外的启蒙老师。这要缘于邻居王阿姨家率先买了一台电视机，在不能满足太多蜂拥而至的观众们的情况下，王阿姨索性在每天晚饭后从家里搬出一张桌子，将电视机摆放在了弄堂里，俨然搭建了一个免费的露天影院。左邻右舍、甚至附近几条弄堂里的人们也会纷纷不辞劳苦地端出小凳子，围聚在那个比两个手掌大不了多少的屏幕前，一边摇着蒲扇、一边谈笑风生、一边兴致勃勃地关注着和有轨电车一样“长着辫子”的“小匣子”里的黑白世界。我家在二楼，有一扇窗口正好对着那台电视机。虽然有时连画面、声音都看听得不是很清楚，但每次一边享受着一碗拌好砂糖的“炒麦粉”、一边居高临下看电视的时刻便成为当时的我一天中最感幸福快乐的时光了。也就是在那段时期内，我亲眼见证了“女排姐姐”“五连冠”的辉煌；发现很多爷爷奶奶们原本佝偻的身躯竟也挺直了许多，站在电视机前挥舞着青筋暴露的干枯手臂，用比年轻人还激动嘹亮的声音为女排助威、呼喊着“中国队加油”的口号；“拼搏”也成为了我们小学生作文本上“曝光率”最高的文字。

再后来，在“特区”这个词汇出现后的十余年里，我家也相继地从“弄堂”搬到了“新村”，再进入如今的“佳苑”。当初三代人蜗居一处的窘况早已被抛诸脑后，因为现在连我刚上小学的儿子都已经有了他自己的房间。只是，由于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空调，甚至电子钢琴和电动跑步机等各式电器和家具的纷至沓来，令已拥有三室两厅的家人现在仍怀有“再多一间屋”的渴望。新居敞亮的阳台和落地窗门也为我提供了更开阔的窗外景致：远，可以看到东方明珠电视塔；近，可以俯瞰小区内的花草树木、泉池亭台，以及或在遛狗嬉戏、或在运动区域强身健体的人们。

单位办公室的窗外是一所中学，能够倾听到学子老师们在宽敞明亮的校舍内读书朗朗、诲人不倦；能够观望到朝气蓬勃的孩子们在操场上欢呼嬉闹、日渐成长；能够感受到旗杆上那面红旗在大风中咧咧做响、飞舞飘扬的气势。下班途中，走在树影婆娑的石子小道上，经过一户又一家的窗口时，能闻到屋内飘出的酒菜的醇香，能听到人们在悠闲地欢歌，能看到晚霞映红了沐浴其中的每个人的脸和心。

乘公交车的时候，我也总会倚窗外眺。您瞧，不知何时起这每日必经的桥面、路面就拓宽了一倍、还增添了雕塑绿化；以前桥下满眼的浮萍、葫芦草和污秽的垃圾已不知所踪，只有清冽的河水潺潺流动；在“上海她越长越高”的广告歌声中，低矮的棚户逐渐消逝，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拔地而起的摩天大厦；就连路边的街灯和市标建筑也日益透露出这座海派城市的现代摩登；熙攘的人流颜色早已从单调的灰、白、蓝变成了姹紫嫣红，仿佛在和隔离带中五颜六色的花儿争奇斗艳；原来手推车、黄鱼车和助动车当道的路面现在已成为了款型各异的小汽车、电动车和摩托车的天下。当然有时候，我的视线也会转向车内，那是被车厢内悬挂的移动电视上的精彩节目所吸引；被车厢内此起彼伏的各种手机炫铃所吸引；被车厢内尊老爱幼的文明行为所吸引。所以，我又怎会因一时的倦意而闭目养神，舍弃享受这车窗内外流动的景象，以及在这寻常之中发现不寻常的惊喜呢？

然而有一次的乘车经历和窗外的景象留给我的却是满怀的悲壮。那是在2008年5月19日的14时28分，乘坐的公交车停滞了车轮。从窗口望去，发现路上所有的车辆、行人都已自觉地驻足低首，世间的一切仿佛瞬间凝固。泪水再一次抑制不住地夺眶而出，那是为在汶川特大地震中数以万计罹难的手足同胞扼腕痛惜，那是向仍在瓦砾废墟中搜寻生命奇迹的坚持致敬，那是为首次对遇难公民降半旗致哀决策的唏嘘感动。呜咽的鸣笛声在空中回响不绝，胸膛内一颗激荡的心却已发出清晰的跳动声，和着响彻天安门广场那声声“中国加油”的呐喊穿透云霄。

任凭谁都难以想象，在相距国殇不足百天的时间里，首都北京的夜空中竟会又一次绽放绚丽的烟花。在礼花、礼炮的共鸣声中，用特效技术和焰火制作的那29个巨型脚印沿着从永定门到国家体育场“鸟巢”的中轴线，一步一步掷地有声、沉稳有力地向前迈进。在折服于“精彩、震撼”开幕式的同时不禁又想起在奥运圣火传递的过程中，金晶姑娘用残缺的身躯誓死守护“祥云”的无畏，那站在英国伦敦冰冷的水池中，挥舞着国旗、高喊“中国！CHINA!”的留学生，还有那些无法一一枚举、不知其名的、扛着国旗一路奔跑的海外赤子们。窗外，突然再次传来雄壮的国歌声，那是我们的奥运健儿又在世界的竞技场上摘金夺冠，让鲜艳的五星红旗一次又一次地在全世界面前冉冉升起。

七十载春秋寒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祖国母亲一路走来的从来就不是一条坦途。但正因为荆棘的羁绊始终无法遏制母亲昂然地前行，才更诠释了“多难兴邦”的痛楚与欣慰，才更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坚毅与伟大，才更激发了炎黄子孙传承、发展、创新的热情与斗志，才更坚定了人民百姓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决心和信念。对比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人们的恐慌忐忑，你会发现在中美贸易摩擦的今天人们却多了一份从容淡定。这是因为我们懂得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道理，这是因为我们相信中国经济的大海不会干涸，以人为本的政府会是百姓坚实的依托，这是因为我们领悟了我们生长、生活的国度正是可以保障我们安居乐业的家园。  

又一个旭日东升的清晨，当第一缕阳光透过晨曦的雾霭洒向大地时，我已被窗外喧闹的声音唤醒：小鸟的唧喳，舒扬的音乐，人们的笑语……。走到阳台上，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自家养的一株牡丹花，红艳可人，在微风的摇曳中轻轻起舞。窗外不远处的一个开放公园内，早已自发聚合了一大群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正身着红衫红裤，手舞红扇，一招一势、有板有眼地打着木兰拳。…… 我喜欢这幅画面，喜欢这清新空气中沁人心脾的花香，尤其喜欢在这绿荫掩映中翻滚着的红的海洋。这是我们熟悉的红色，这红色令人感到这样的亲切，令人觉得这样的感动，令人充满这样的信赖。

如今，“一带一路”、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非合作论坛、杭州G20峰会、博鳌亚洲论坛等等已一次次地彰显中国的大门越开越大，随之而至的是窗外的景致也愈发精彩。已近知非之年的我突然顿悟，为何窗外的景致长久以来对于我都有如此诱人的魅力：这缘于窗外常变常新的人物风情，这缘于窗外承载的历史印记，这缘于窗外展现的前进步履，这更缘于窗外那一抹亮丽的中国红。其实，不知从何时起，窗外的风景就已经走入了我们的内心，而那抹亮丽的中国红也早已浸入我们的血脉，在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的体内流淌、澎湃。

正如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所说：“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窗外的景致从未重复，窗外的景致从来醉人，窗外的景致从今更美。不信，请您现在就望向窗外，认真地用心细细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