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孟自黄

1950年8月1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签署发布了由他亲自撰写的《军委关于在军队中实行文化教育的指示》。根据当时形势，我军面临的任务，以及广大指战员文化偏低的实际情况，《指示》决定部队“必须在今后一个相当时期内着重学习文化，以提高文化为首要任务，使军队形成为一个巨大的学校”。（《毛泽东文集》第六卷88—91页）这个指示下达后，声势浩大的“文化大进军”就在全军展开了。第三野战军兼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和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在贯彻军委指示的讲话中，都曾深刻阐明“文化大进军”的深远含义，并且形象地打比方说，这是为“猛虎”添翅膀的战役。我在部队原来从事新闻工作，为形势需要, 改行搞文化教育。先后在21军教导团、文化速成小学、文化速成中学从事文教工作。1958年春，全军进入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文化大进军”告一段落，我也在此时转业回上海。我有幸自始至终参与了“文化大进军”的全过程。八年征途，追忆如下。

一、识字扫盲，为红军干部摘去“文盲”帽子

  1950年10月初，我在21军教导团文化大队任干部文化教员，任务是给大队长冯福林摘去文盲帽子。冯大队长是老红军，当时已经是团级干部，但是语文水平达不到小学四年级。我给他上课基本上是一对一，另有副大队长朱信平等几位水平相近的营级干部陪读。

部队学文化也有激烈的“战斗气息”，识生字叫“抓俘虏”，对付难写难认的字叫“攻碉堡”。汉字一个一个地认，工作量大，效率低，而且容易出现错别字。怎样改进教学方法呢？我想，每个汉字都是形、音、义的统一体，错字就是笔画写错，别字就是形音义相近的字用错。据此我设计了一种“字词编组”的方法，把常用的容易写错、用错的字分组编排，便于辨别。如“礻”和“衤”这两个偏旁很容易写错，我就这样编组：

衤——被、袖、衫、裤、补、初（都与布料有关）

礻——礼、祖、福、祥

那个“初”字，很容易写作“礻”旁，为什么是“衤”呢？我说，剪刀放在布料“衤”的旁边，表示开始裁剪了，这就是“初”的意思。这样一说，他们觉得很有趣，也记住了。

又如，容易用错的字，我就这样编组：

相——相信，互相帮助，相亲相爱

想——思想，想念，想立功受奖

我给每个学员发了一个小本本，每本上都写有几十组这样的字和词。大家很感兴趣，说现在不是一个一个抓俘虏，而是一群一群地抓了。大队长冯福林经过三四个月的学习，过了扫盲关，于1951年初被保送去南京高级军事学院深造。“文革”中“支左”，冯福林任山西省军区副司令员。

二、文化速成小学：办学、教学逐步正规

军委《指示》规定了文化教育的方针是“速成的、联系实际的，但又是正规的”。前两条在识字扫盲阶段就得到了体现，至于“正规”是在开办文化速成小学之后逐步实现的。

21军的文化速成小学，是在原教导团文化大队的基础上创建的，可分前后两个阶段。前阶段作为教导团的一部分，后阶段教导团停办，速小独立建制，直属军政治部。前阶段我在大队部给文教干事戴永夫当助手，参与制定计划、检查教学、总结经验等工作。后阶段我是校部三位文教干事之一。从1951年4月到1952年12月，文化速成小学在办学和教学上逐步走向正规。

在课程设置上，识字扫盲时只有语文课，到速小前阶段增开了算术，后阶段又增开自然，由初小向高小过渡。

在教学管理上，逐步健全计划、检查、总结等制度。如每个教学班都有“教学日志”和“教学情况周报表”，能及时反馈教学情况，防止教学中的自由主义。三个文教干事既分工又合作。杨威负责教务，戴永夫负责语文，我负责算术。由于驻地比较分散，所以采用“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的工作方法，从而提高了效率。

在教学研究上，集体备课，相互听课，经验的总结交流形成制度，教学质量明显提高。当时有一本教学经验汇编，名“教学一得”，是我主编的。各个师的文化速小经常派人来军速小学习取经，这本《教学一得》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我曾去五队蹲点，总结了算术教学“边讲边练”的经验。主要精神是成年人的记忆力较差，每次讲课新知识不能太多，要分散难点，讲一点就及时练习，巩固了再讲下一个知识点。1951年秋，华东军区政治部文教科长赵瑾率领各省军区文教干部来我们速小开现场会，赵科长对这份总结很感兴趣，并建议将“边讲边练”改为“讲练结合”。后来，“分散难点，讲练结合”被列为“算术速成教学法”五大原则之一。

21军著名的战斗英雄“铁人张春礼”，曾在速小学习，我采访过他。他率领的187团8连，在淮海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被称为“英雄八连”，他本人也被评为华东一级人民英雄。他说，常常有兄弟部队请他去作报告，这倒不怕，怕的是报告后请他签名留念。因为文化低写字很困难，那个“春”字左右两边总是摆不平，歪歪斜斜很难看。现在经过速小学习，文化提高了，不但不怕签字，家信也能写了。

三、文化速成中学：读写指导攀新高

1952年底，21军接受抗美援朝任务，文化速小改建为教导大队，以军政训练为主。1953年7月中旬，朝鲜战场停战在即，军党委决定以教导大队为基础，创建文化速成中学。我受命参与筹建工作。临时校址在江苏省金坛县，54年春节后不久，迁至扬州市，教学大楼是新建的。按解放军统一编序，学校命名为解放军第七十九文化速成中学，这标识着“文化大进军”一个新的制高点。

第一批学员中，语、算两门都达到高小毕业的只有两个班，其余是高小班，要半年或一年后升初中。两个首届初中班，语文、数学是主课，每周各有十几节，需要配备专职语、数教员各两名。原来教导团和速成小学中，谁也没有教过初中，因此，教员配备成了难题。两个数学教员和一个语文教员是从军后勤部和63师调来的，还缺一个语文教员。我主动请缨要求上教学第一线去顶这个缺。组织上起先没同意，后来终于同意了，但有两个条件：一是作为机关干部下放，任务是摸索经验，为后续初中班创造条件；二是为期一年半（当时学制，初中是三个学期），学员毕业仍回机关。我欣然同意了。

教初中谁也没有经验，只能边干边学。学校组织我们学《教育学》，请扬州师范学校的老师来讲《心理学》，又请苏北师专中文系的王楫教授来指导备课，王教授还专门审读过我的教案。我和文教助理员戴永夫曾专程去苏州向工农速成中学学习取经。该校语文教研室主任毛效同先生，是公开出版的地方上工农速成中学通用语文课本的主编。有他的热情接待，我和戴助理员获益颇丰。在扬州，经常参加当地的中学观摩活动，向有经验的教师学习。在校内，也多次举行公开课，集体观摩研讨。我就主讲过两次：一次是毛主席的《纪念白求恩》，一次是苏联作家爱伦堡的《游美印象》。经过边干边学，我逐步进入了中学语文教员的角色。

初中语文教学的主要任务是提高学员的阅读能力和写作水平。可是当时教员和学员手里都只有一本由军委总政治部统一编印的语文课本，内收三十来篇范文（现代文），别的什么也没有了。我觉得进行读写指导，首先是要用好课本。按不同的文体特点，分记叙文，论说文，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指导学员如何阅读和写作。多数学员，由于原来文化低，又长期处于战争环境，所以缺乏阅读的习惯。现在条件不同了，有必要也有可能扩大阅读范围，培养阅读习惯。我很注意给学员进行课外阅读的指导。《把一切献给党》是当时传媒重点推荐的好书，作者吴运铎有“中国的保尔·柯察金”之称。我应学校政治处之约，给全校学员作过一次读书报告会，介绍和推荐这本书。据图书室的同志说，报告会后学员前去借书的人明显增多，说明报告会起了作用。

写作教学是个难题。每周一篇作文，学员普遍反映没有材料写。我就从“我写我”着手，指导他们写自己熟悉的人和事：可以写今天的学习体会；可以写熟悉的部队生活；也可以观察社会生活，写感受最深的事；还可以把看过的电影或戏剧，写成简短的故事；等等。这样就逐渐打开了思路。

在写作方法上，我除了讲一般的写作要求，更注重用学员的实际材料进行指导。每次批改作文，我都作摘录，讲评时就用学员作文的实例说明怎样写是好的，怎样写是不好的。54年夏，扬州发洪水，学校停课投入抗洪抢险，事后我布置以此为题材写一篇作文。讲评时我以作文实例说明可以有不同写法。在选材上，有的着重写表现突出的人，有的着重写险情危急的事，有的则作“鸟瞰式”的综合报道，各有千秋。我还列举不同的开头，不同的结尾。学员反映，同样的抢险抗洪，却可以有这么多的不同写法，真是大开思路。我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为题总结写作指导的经验，得到领导好评，在全校作了介绍。

1955年夏，七九速中的首届初中班学员如期毕业，我也践约回到训练处，任语文学科助理员。几年来，我一直是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由于我在培养首届初中毕业生的工作中作出了比较优秀的成绩，校党委于同年10月，批准了我的入党申请，我成了一名光荣的中共党员。

1956年1月，志愿军政治部组建新的“志愿军文化速成中学”，从当时所属各军的速中抽调人员，我们七九速中被抽调的有十几个，我也是其中之一。在志愿军速中，我仍在训练处任语文学科助理员。1958年春，志愿军回国，部队的“文化大进军”也告一段落，全军各文化速成中学全部解散。我也在此时转业回上海，我的军旅生涯和“文化大进军”的经历，也随之结束。

我参与“文化大进军”的感受，集中体现在《我热爱我的工作》一文中。这是1955年国庆时写的，经学校推荐，刊于《解放军报》（同年冬，试刊）。文章的开头是“我是一个文化教员，我热爱我的工作。”文章说，我们的学员，在敌人面前是“猛虎”，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今天要给“猛虎”插上两个翅膀，使之成为建设现代化革命军队的骨干。我说，党和人民把这样的重担交给我们，“这是对我们最大的信任，也是给我们最高的奖赏。”

当年经历过“文化大进军”的文化教员，如今健在的已为数不多，这段往事，将渐渐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文化大进军”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场特殊的战役。文化学习是军政训练的基础，“为虎添翼”，功不可没，在国史和军史的研究中不应成为被遗忘的角落。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周年，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2周年，我有幸参与“文化大进军”的全过程，现在将这段特殊的征程记录下来，作为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