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大职业教育观的形成奠定了与中共肝胆相照的思想基础
在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 陈伟忠
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时，满腔热情、充满希望的黄炎培认为当下最重要、最困难的事情就是生计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它。所以他以“谋事无所谓难，作始不嫌其简”的一片真情。企图通过他与同仁们的努力，在十年后可目睹“欧美今日之盛”，实现：“学校无不用之成才，社会无不学之执业，国无不教之民，民无不乐之生；乃至野无旷土，肆无窳器，市无游民，因之而社会国家秩序于以大宇，基础于以确立”。可是黄炎培经过实施“教育救国与职教救国”的成功与失败教训，困难与遭遇的感受，终于对中国现实社会之状况和所提出的“教育救国、职教救国”之奋斗目标有所醒悟。他说：“凡一学说、一制度之倡，非人能倡之，盖时势所迫，而为之振导，未几推行全社会”。“故凡事之成，基于自然者半，本于人为者亦半”。他意识到职业教育虽已在中国迅速兴起，但是由于无良好的社会环境，无政治制度的保障，要巩固其成果却是维步艰难的。于是黄炎培开始为职业教育的发展寻找志同道合的支持者与同盟者。
一、较早与中共进行联系合作，与中共成为振兴中华的盟友
黄炎培意识到要改造中国、要振兴中华，
黄炎培有了寻找“大职业教育主义”实现“政治救国”同盟者的思想基础，使黄炎培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也逐步地加深，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接触也日趋密切，并从行动上与共产党联合上升到从思想上逐渐达成共识，由此，与中国共产党人建立了相互合作、相互信任的关系。黄炎培确信他与共产党人相一致的最终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但他也十分清楚地知道要实现这一最终目标，是离不开唤醒民众的政治活动。怎样救民？怎样救国？最根本的一条，还是要动员广大的民众起来革命，建立一个
黄炎培深知发展中国职业教育：“只有民族解放、民权平等、民生幸福的社会里，才能实现他造福人群理想。反过来讲，也有赖职业教育的努力，吾们民族解放、民权平等、民生幸福的国家社会才能加速实现。”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1935年，黄炎培与中华职业教育社同仁邀请了各方面的专家集会，拟订“复兴民族的行为标准”。
黄炎培在专家集会上满怀悲愤，慷慨陈词地号召教育工作者“及新的精神来实施职业教育。所谓新的精神，就是对已则刻苦奋斗，对群则精诚团结，对事则丝毫不苟，始终如一。还须从大处着眼，从实处着手，把这种精神渗透在职业教育中间，才不失为复兴中华民族切要工作。”
于是，抗战开始时，黄炎培不仅积极宣传抗日救国、救亡图存的新意义。而且又提出了：“办职业教育的，重在实事实行，和真人格的修养。我们从此，应好的事从我做起，坏的事从我戒起；长此实干下去才能办职业教育，才能说救亡，才能说充裕民生，复兴民族。”
二、支持中共提出的政治主张，与中共成为联合抗日的朋友
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下，国共进行了第二合作，国共合作给予黄炎培与中华职业教育社同仁们的极大鼓舞。由此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黄炎培依靠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力量与自己的特殊身份，积极开展抗日爱国的各项活动，并以社会知名人士身份出任了国民参政员、国防参议员。此时期，黄炎培在社会上异常活跃，他广泛社交以开展抗日救国活动。他不仅同许多国民军政要员有联系、同许多社会贤达有往来。1938年5月，黄炎培在武汉出席国民参政会时与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进行了亲切地交谈，并结识了董必武、吴玉章，秦邦宪，邓颖超等中共方面的参政员。自从黄炎培与他们认识后，经常进行友好往来，建立了日益亲密的关系。黄炎培曾强调：“欲抗战到底，必须国共合作，团结一致，共同御日。”他把敦促“地方和中央”、“党派和党派”、“国会与政府”的三大合作视为自己的任务。
在重庆时，黄炎培特请周恩来撰文，并把周恩来撰写《今年抗战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刊登在1939年1至2月号中华职业教育社办的《国讯》刊物上。黄炎培十分赞赏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并愿在这旗帜下与中共真诚合作，积极开展全民族的抗日活动。1939年9月举行的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上，中国共产党联合各民主党一下子提出了七个“请政府结束党治，实行宪政”的提案，其中一个提案就是黄炎培领导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人士提出来的。时任国民参政员的邹韬奋便把这些提案称之为“晴天霹雳的宪政运动”，这些提案在国民参政会上引起了剧烈的争辩。黄炎培还向蒋介石力陈已见，希望加强团结，一致抗日，并提出了充实力量；争取民意；避免冲突的三条意见。在黄炎培与中华职业教育社等进步力量和中间人士以及全国舆论的压力下，蒋介石被迫向国民参政会保证“以后绝无剿共之军事”。
1940年9月29日，黄炎培又邀周恩来到中华职业教育社举办的星期讲座上作题为《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的讲演，海报贴出后轰动了整个山城。黄炎培亲自主持周恩来的演讲会。
1941年3月19日，在周恩来和中共南方局积极支持和协助下，黄炎培、张澜、张君励、梁漱溟、章伯钧、左舜生、罗隆基等人组织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诞生，民盟的诞生不仅使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的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取得了一个重大突破，并且使中国共产党有一个唤起民众反对内战、共同抗日的同盟军，中国共产党称他为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力军。
正当人民渴望团结抗日，期待国共合作之时，国民党蒋介石却不顾中国人民要求团结一致抗日的呼声，不顾大多数爱好和平的参政员们的呼声。竟然发动震惊中外 “皖南事变”。皖南事变发生当天，董必武来到黄炎培家中，与黄炎培交换对皖南事变的看法。随后黄炎培的好友沈钧儒与邹韬奋也来黄炎培家中进行长谈，统一对皖南事变的态度。为了团结抗日，黄炎培等其他抗日爱国的民主人士，在各种场合给蒋介石施加压力，并在国共之间进行调解。
黄炎培等人的主张和进行抗日爱国活动的努力，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高度赞扬，周恩来曾多次约见了黄炎培，并与他进行了长时期的深谈。周恩来认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总方针是又联合又斗争。由于蒋介石在各段时间里对抗日、对中共的态度、政策是有变化的，形势是发展的，所以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应当随之而相应地有所侧重而不要定型化。他说：“抗战前一段时间里，我们的政策重心在争取他抗战，故强调其可变性与革命性，而只注意其动摇性与被动性就够了。抗战初期，我们的政策重心在争取他长期抗战，全面抗战，故强调持久战，强调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于是就要深刻地认识他的妥协性与两面性。”周恩来精辟的论述和进一步阐明的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使黄炎培深受启发。黄炎培虽然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反革命行为十分痛恨，可是他为了防止国共内战的加剧，为了中国人民的一致抗日的大局出发，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出发，经考虑再三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两点建议：一、在与国民党利益不冲突，人民的同情不减损下求成长；二、以所有实力尽量容纳友党，以所有实力为国家民族表现切实伟大的贡献。
抗战胜利之时，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的发表，使黄炎培与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同仁看到了共产党人的为国为民的真诚主张，认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张是顺从民意的主张。于是黄炎培领导中华职业教育社以及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决心为国共谈判做些推动工作，他先和褚辅成商量，两人意愿相同，并决定多找几个人一起商量，提出较为切合的恢复国共谈判的办法。先由褚辅成出面，邀请几位国民参政员吃饭，这次聚会除黄炎培和褚辅成外，共邀请了九位国民参政员，他们是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王云伍、王世杰、邵力子、雷震以及参政员中的中共代表王若飞等。交谈中，王云伍与傅斯年认为要先看看蒋介石的意向如何？由此，黄炎培等人一致推荐王云伍和邵力子向蒋介石传达大家的意见。没有几天后的5月30日，黄炎培等人接到通知，蒋介石邀请他们几人吃饭，黄炎培得知消息后，立即打电话给中共代表的国民参政员王若飞，问他是否接到邀请。中共人士王若飞告诉黄炎培，他没有接到蒋介石的邀请。中共人士王若飞知道自己没有被蒋介石邀请后，他便立即邀请黄炎培与冷遹先进行单独谈话当晚，黄炎培即与冷遹一起来到了中共代表王若飞的住处。黄炎培与冷遹请王若飞把他们希望国共继续谈判的意见转达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
6月1日，黄炎培与冷遹等应邀到达蒋介石官邸赴宴，这天被邀请的还有褚辅成、王云伍和傅斯年，由国民党政要王世杰、邵力子、雷震作陪。席上，黄炎培等人慷慨陈词地要求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恢复国共会谈，并明确表示准备以他们几个参政员的个人名义打电报给延安的中共中央，表达他们的愿望。可是，蒋介石只是哼哼哈哈地说，“对中共并无成见，如果诸位认为要打电报给延安，电稿可交给张治中去拍发。”黄炎培知道蒋介石是不会真心支持他们这种做法的，所以宴会后黄炎培等人又到了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处继续商量，商量结果大家一致推定黄炎培与傅斯年草拟致延安的电稿。电稿全文如下：
“延安毛泽东、
团结问题之政治解决，久为国人所渴望。自商谈停顿，参政会同仁深为忧虑。目前经辅成等一度集商，一致希望继续商谈。先请
6月6日，邵力子告知黄炎培说，张文伯（张治中）已将他们给中共延安的电文发出。
中共中央于6月16日发表声明，宣布不参加即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并坚决反对一手包办的分裂人民，准备内战的“国民大会”，并于18日，电复褚辅成、黄炎培等七位参政员，邀请他们去延安商谈国是。电文如下：“……倘因人民渴望团结，诸公热心呼吁，促使当局醒悟，放弃一党专政，召开党派会议，商组联合政府，并立即实行最迫切的民主改革，则敞党无不乐于商谈。诸公专临延安赐教，不胜欢迎之至，何日启程，乞先电示。扫榻以待，不尽欲言主。”
中国共产党人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出发，提出召开各党、各派、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国事会议，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联合政府，强化民主宪政运动的建议。这建议也正合黄炎培等爱国民主人士的意。访问延安，也确是黄炎培的一个宿愿。黄炎培历来信奉的是百闻不如一见，他一生跑了许多地方进行访问与考察，认为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1945年7月1日，黄炎培一行离开重庆机场。当天下午，飞机到达延安机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张闻天、林祖涵、吴玉章、邓颖超、秦邦宪、刘伯承、陆定一、林彪、李富春、杨尚昆、徐特立、谢觉哉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与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人三十多人前往机场迎接，并与黄炎培、褚辅成、冷适、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等六人亲切握手。当毛泽东与黄炎培握手时，毛泽东说：“任之先生，我们二十多年不见了！”
黄炎培十分愕然说：“
毛泽东又笑着说：“1920年５月某日在上海，江苏省教育会欢迎
三、希望在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与中共成为肝胆相照的挚友
黄炎培一行在延安的短短5天里，毛泽东单独和黄炎培推心置腹畅谈就作了三次。黄炎培深深感到自己以前对共产党的一种神秘感消失了，他发现的是一个阳光普照下的自由的世界。是啊！这里虽然没有西装革履的绅士，没有洒香水、穿高跟鞋的女郎，但是有着朴实健壮的男子，贤慧纯朴的女性和充满朝气的学生。是啊！这里虽然没有一寸土地是荒芜的，没有一个人是闲荡的，可是领导们却是那么地和蔼亲切，军民之间的相处，又是多么地鱼水情深，延安政府对每一个老百姓的生命和生活者，又是那么地负责。这一切的一切使黄炎培感到无比的喜悦和十分的惊奇，这不就是我黄炎培几十年以来梦寐以求的大同世界吗？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黄炎培，认为这种世界就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宗旨所在，也是儒家所认为的大同世界。
由此，黄炎培在与毛泽东的交谈中，十分着重地提出了“周期率”的问题。黄炎培说：“我生60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谓‘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许多许多单位都没能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史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大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好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
毛泽东认真听完这段话后说：“我们已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致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说：“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从，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黄炎培从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上，看到了中国的未来，从而他心中的天平完全偏向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他认定与共产党合作是对的，并从思想产生了跟共产党走的行动准备。因而，延安归来后，黄炎培马上决定将在延安访问的所见所闻的日记整理出来，并自提书名《延安归来》。书中记载着黄炎培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和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的亲切交谈，以及黄炎培在延安五天的日记和自己的感想。他的这种真挚感情也表示了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大部分高、中层分子心中的希望。这个希望就是有一个生气勃勃的形象，去取代另一个死气沉沉的形象。黄炎培坚信：希望在延安，希望在中国共产党。
于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支持下，于1945年12月16日，黄炎培以中华职业教育社为基础，联合部分民族工商界、金融界及教育界人士又发起组织中国民主建国会，从事争取民主，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建国的斗争。
天快要亮了，在上海的黄炎培没有闲着，他与他所领导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与中共上海地下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中共上海地下党也随时将解放战争的胜利情况向他通报。他与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同仁们准备为迎接新中国多做些事，为上海的解放尽点力。
为了帮助广大人民群众，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策。黄炎培决定冒大不韪，利用他刚接办的《展望》刊物公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制定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并组织进步经济和农村问题专家拟定文章进行评论，准备连续发行三期，同时在国讯书店公开出版《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单行本。
黄炎培还向上海地下党提出派人到《展望》负责实际编辑工作，中共上海地下党于9月即派王元化到《展望》工作，担任《展望》编委，并负责日常编务。《展望》也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国民党统治区所掌握的唯一的一家公开刊物。
1948年正当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之时，他面对国民党当局的威胁利诱，立场坚定，态度鲜明，在严重政治压迫情况下，毫不畏惧，奋不顾身，亲自主持以中华职业教育社人员为核心的民主建国会常务理事、监事联席会，通过决议响应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号召，决心以实际行动参加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而成为一支活跃政治力量。
1949年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邀请与精心安排下，黄炎培等爱国民主人士陆续从全国各地和海外秘密进入解放区。3月14日黄炎培到达北平后，立即投入到建立新中国活动之中，他成为在双清别墅第一个和毛泽东主席谈话的民主人士，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热情款待。
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对于黄炎培寄予厚望，请黄炎培继续为新中国的建设尽力服务。黄炎培没有辜负中国共产党的厚望，年已古稀黄炎培到了北京后，积极参加了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出席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中国成立后，黄炎培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同时仍担任中国民主建国会的主住委员和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理事长。在建国之初，黄炎培认真贯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同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同舟共济、荣辱与共、肝胆相照，竭尽全力献计献策，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改造中，他不仅认真参与制定政策和指导工作，而且还做团结、教育民族工商业者的工作，推动了工商业者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为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编辑/马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