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富根
黄炎培的挚友尚丁先生说过：“黄炎培从一个前清举人，最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卓越的领导人之一，其思想转变的契机是什么呢？我认为：一是他的爱国主义；二是毛泽东、周恩来和他的交往以及给予他的帮助；三是延安之行。”本文试从蔡元培、周恩来、毛泽东三人与黄炎培交往的角度，探讨黄炎培思想转变的契机。
黄炎培，出生于1878年，正是我中华民族苦难深重、存亡绝续的时代。青少年时代黄炎培耳闻目睹了许许多多社会黑暗，清政府腐败无能，对外丧权辱国，对内剥削压迫，官逼民反，民不聊生。种种刺激，激发起他强烈的爱国心和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他曾回忆说：“中国到十九世纪末期，河山破碎了，人民受尽刀兵饥饿的威胁。一个受旧文化教育近二十年的青年像我，长日忧国忧民而毫无办法。”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思考、在求索，黄炎培就是其中的一个。
一、蔡元培：启示爱国，提挈革命
1900年黄炎培考取南洋公学特班，是他一生中“第一个很大的转折点”。在这里他遇到了蔡元培。蔡元培是浙江绍兴人，生于1868年，字鹤卿，号孓民。十六岁中秀才，二十一岁中举人，二十四岁应殿试，取为第二甲第三十四名进士，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他本可以在官场中飞黄腾达，但国家民族的外患内扰、亡国灭种的惨祸近在眉睫，有血性的蔡元培常常为之痛哭流涕，长久叹息，终于接受孙中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号召，为救亡图存而追随孙中山闹革命了。
蔡元培对黄炎培的一生，有过多方面的重大影响。黄炎培把这种影响归结为两句话：“最初启示爱国者，吾师；其后提携革命者，吾师。”
由于蔡元培的影响，黄炎培走上了教育救国、职教救国的道路。黄炎培在《八十年来》中记述：在南洋公学求学期间，一天，蔡师招全班同学谈话，说：“中国国民在极度痛苦中，还没有知道痛苦的由来，没有能站立起来，结合起来，用自力解除痛苦，这是中国根本弱点，你们将来出校，办学校以外，还要唤醒民众，开发他们的知识。” 蔡元培炽热的爱国精神深深地感染了黄炎培。他说，蔡师这几句话，我永远记着。南洋公学解散以后，黄炎培遵从蔡元培的安排回到家乡川沙办学。他与张伯初等人将观澜书院改办成川沙小学堂，与堂兄黄洪培创办开群女学，还动员当时的建筑业巨子杨斯盛先后捐银四十万两，创办了浦东中学。他就是这样开始了他终生不渝所从事的教育事业。
黄炎培从一个热血青年转变为真正的革命党人，完全是蔡元培的引导和提携。 1905年7月，蔡元培深夜召他到家里，诚恳而庄严地指出国家大局前途和报国趋向，对他说“只有集合同志，组织起来，共同奋斗。现在爱国志士集中于中国革命同盟会。同盟会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兴中会，黄克强先生领导的华兴会和无政府主义派连同其他革命人士结合起来的，你愿不愿加入？”黄炎培说：“刀下余生，只求于国有益，一切惟师命。” 第二天晚上再去，蔡元培给他宣誓书：“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黄炎培庄严地举手宣誓，正式成了同盟会会员。以后蔡元培因出国留学，黄炎培接受了原由蔡元培担任的中国革命同盟会上海干事的职务，保管党员名册，招待过路的革命领袖廖仲恺等。辛亥革命前夕，黄炎培受江苏苏南各县公推到苏州劝江苏巡抚程德全起义。江苏和平光复后，黄炎培即留在苏州工作。接着程德全率军攻下南京，驱走清廷走狗张勋。1911年11月14日，程德全、黄兴等集合各地民军代表在沪召开全国共和联合大会。会议公电孙中山回国主持大政，公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 国名定为中华民国。黄兴等还建议以红黄蓝白黑五色国旗象征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
辛亥革命的暂时胜利曾使黄炎培感到极度兴奋，而当时的社会风气是：“共和时代，全国人士趋赴所谓政党者，半年以来人人以议员为目的物。为己运动，为人运动，奔走营求，不遑暇食，谁复念及教育？苟有语此，反视为迂腐之谈。”但是黄炎培却认为：“吾人宜十分信仰教育为救国之唯一方法。”他认为，民国成立，唤起民众、挽救民族危亡的任务已经完成，今后的任务在于培育建国人才了。他在江苏都督府教育司长任内，制定了《江苏省五年教育行政计划》大刀阔斧地创建、改建及扩建了省立二十四所高等和中等学校以及大量县立小学。改革了省教育经费划拨体制，使教育事业经费得到保障，促进了江苏省的教育事业的发展。
辛亥革命的失败，使黄炎培逐渐清醒起来。他愤而辞去江苏省教育司长职务。后来的北洋政府曾两次发表他为教育总长，他都辞而不就。他一方面研读大量西方教育著作，一方面风尘仆仆地在国内外进行了广泛的考察，为中国教育工作者寻找出路。他的足迹遍及安徽、江西、浙江、山东、北京、天津等省市，还走出国门，到美国、日本和菲律宾考察。经过国内外考察，使黄炎培认识到到：“提倡爱国之根本在职业教育！”黄炎培于1917年5月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蔡元培联合马相伯、伍廷芳、张元济等四十八人署名发表《宣言书》给予支持，并亲任中华职教社评议会主席。中华职教社章程的第一条就开宗明义说“本社之立，同人鉴于吾国最重要最困难问题，莫过于生计；根本解决，惟有从教育下手，进而谋职业之改善，同人认此为救国家救社会唯一方法，矢愿相与始终也。”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后，第二年即创办了中国第一所职业学校，附设各种工场，一面作为推广职业教育的实践场所，一面从事增加国货生产，抵制外货。从此，黄炎培把推广职业教育作为自己终身的事业。以后黄炎培创办鸿英图书馆，亦得蔡元培的嘉评，并担任董事。
二、周恩来：同舟共济，大道引路
黄炎培说：“抗战期间，我们在重庆的一群人，与中国共产党负责同志保持着经常联系。”这里提到的中国共产党负责同志，主要是指周恩来。1938年7月至1946年2月期间，黄炎培在重庆与周恩来并肩战斗，同舟共济，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失陷，国民党亲日派头目汪精卫公开投敌，国民党制定了一套“溶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政策，为它掀起反共高潮作准备，严重危害着团结抗战的前途。黄炎培深感忧虑。他一方面奔走呼号，同时请周恩来为他主办的杂志《国讯》写文章。在那个时刻，请共产党领袖为他的杂志写文章，是要有很大的胆识的。对黄炎培的要求，周恩来一口答应，并在百忙之中，熬了几个长夜，撰写了题为《今年抗战的新形势与新任务》的一万几千字的长文，在1939年2月出版的《国讯》194期至198期连载发表。
1940年9 月29日，黄炎培邀请周恩来到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的“青年星期讲座”作公开演讲。其时正当中国共产党刚刚打退了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但在大后方山城重庆，仍然笼罩着浓厚的肃杀之气，群众中有种惶惶不安的心绪。当黄炎培陪伴周恩来来到会场，看到会场已经被蜂拥而来的青年群众挤得水泄不通时，当即决定把演讲场所移到张家花园巴蜀学校的操场上。周恩来作了足足三个小时的《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的讲演，三、四千群众围在他四周静听，不时爆发出如雷的掌声。周恩来精辟地论述了国际形势和中国抗战前途，并以真凭实据揭露了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真相，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党倒退的基本政策。这在当时的重庆，如同一声霹雳，震动了山城。
1941年1月7日，国民党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周恩来在《新华日报》登出他的题词“本是同根，相煎何急”的同时，向黄炎培和各方面的党外人士通报了这个严重事件。黄炎培立刻前往曾家50号，向周恩来和中共朋友致以深切慰问。他说：“不管当局只得何种宣传，这样的做法，绝对错误。”那些天，黄炎培每天都有和周恩来保持密切的联系，常常在电话机旁守候过夜半，以听取中共中央的对策。
在国共两党的关系史上，黄炎培及其代表的第三方人士充当着调人的角色。他奔波于国共两党之间，从中斡旋、调停，为的是实现国家的和平统一，经济发展，民强国富。然而他的努力一次次失败了。其原因是因为他没有看到人民的力量。他在与周恩来并肩战斗中，在周恩来的引导、帮助下，逐渐转变立场，抛弃中间路线，走上了光明大道。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了。但内战的阴影笼罩全国。为了挫败蒋介石假和谈、真备战的阴谋，毛泽东来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经过四十三天谈判，终于达成了“双十协定”。但是“双十协定”刚刚签定，战争阴云又愈来愈浓笼罩全国。黄炎培在参政议政会驻会委员会提出“请政府制止军事冲突案”。他还致函国共两党说：“各报发表收复区军队双方冲突益趋激烈，必须采取紧急处理方法，拟请就下列两项提出商谈，速决进行：一、请中央及中共双方电令部队，务各立即停止冲突，听候解决；二从速组织调查团包括代表中共及第三方面人员，前往发生冲突地点，会同调查真相，或就地商决，或电报中央商谈解决。”9日，周恩来和王若飞邀民盟领导人便餐。王若飞首先告诉黄炎培，中共接受他组织调查团调查内战真相的建议。周恩来接着说明国共商谈的情况和国民党发动内战的真相。他把新缴获的蒋介石颁发的“剿匪”密令，高树勋起义的宣言以及建立民主建国军的文件，拿给民盟领导人传观。他又告诉大家，国民党新八军等各军在漳北发动的进攻已被击溃，俘获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伍、参谋长宋肯堂。周恩来说，我们必须发动一个全国规模的反对内战运动，制止内战大爆发。如果不及时制止内战，政治协商会议就开不起来。他诚恳地希望民盟领导人研究和考虑。事实教育了黄炎培，于是决定投入反对内战运动。民盟联系了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中国劳动协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妇女联合会等二十多个进步团体，于11月19日举行反对内战群众大会。会上正式宣布“陪都各界反对内战联合会” 成立。重庆举行反对内战群众大会后，全国各地也相继进举行反对内战群众大会，一个轰轰烈烈的反对内战运动发动起来了。
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的五项协议的墨迹未干，国民党就近不及待地发动了内战，扬言“三个月内解决中共问题”。黄炎培曾与周恩来作过一次两个多小时的长谈。他说：我很忧虑，蒋介石非打不可，早已看清楚了，今后当然只有打了，共产党打得赢吗？周恩来答：我们的看法是相同的。这是蒋介石要打，不是共产党要打，他要打，共产党就只好打了，亦只有好好地打了。周恩来最后说，对于争取中国的和平，我们共产党是有决心的；对蒋介石打仗，我们共产党是有信心的。经过 这次谈话，黄炎培说：“彼此获得深切之了解”。他的心里也踏实多了。10 月11日，国民党军队攻占了中共解放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城市张家口，蒋介石下令在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企图通过它的所谓“宪法”。当时，国民党派出许多大员来拉黄炎培等民主人士参加它的“国大”。黄炎培来到上海马斯南路周公馆，听取周恩来意见。周恩来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明确指出和平民主的希望没有了，共产党不会参加“国大”。当中共正式宣布拒不参加伪“国大”后，民盟也宣布了拒不参加伪“国大”，并对盟内下达了“紧急通告”，告诫民盟盟员不得参加“国大”，违反者一律开除出盟。并作出决定，把被拉下水参加“国大”的民社党开除出盟。民盟不参加“国大”的声明就是黄炎培起草的，这是他抛弃中间路线的开始。后来周恩来说：“只要把民盟拉住不参加‘国大’，‘国大’开了就很臭！这个目的达到了，这是八年抗战，和最近一年谈判的成果。第三方面大部分居然敢于反对蒋记国大，跟着我们这条路走了。”
1948年5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在解放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由黄炎培亲手创建的民主建国会举行常务理事会，一致通过正式声明响应五一号召。这标志着民建抛弃中间立场，站到人民革命一边，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而奋斗。黄炎培经过共产党的安排，潜离上海经香港转赴解放区，于1949年3月25到达解放了的北平，开始了他生命史的新的一页。
三、毛泽东：邀访延安，转折一生
1945年7月1日，黄炎培和冷御秋、褚辅成、章伯钧 、左舜行、傅斯年等六位国民参议员，应毛泽东、周恩来之邀，为推动国共合作，飞赴延安访问。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三十来人，到机场欢迎。黄炎培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但是当毛泽东和黄炎培握手时说：“我们二十多年不见了！”黄愕然，说我们这是第一次见面呀！毛泽东笑道：1920年5月某日，江苏省教育会欢迎杜威博士，你主持会议并演说。在一大群听众之中有一个毛泽东。黄炎培盛赞毛泽东好记性。黄炎培每次讲延安之行，都津津乐道这个细节，说：想不到在大群听众之中，竟有这样一位盖世英雄豪杰！
正是毛泽东的邀请，使黄炎培有机会赴延安访问，打开了眼界，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延安。到达延安的当天下午，黄炎培和褚辅成、冷遹三人，不告诉任何人，自由自在到各处散步，看市容，走进各家商店，与店员们随便交谈，问问物价和生活情况，了解一些风俗民情。他们觉得样样都很新鲜。在第二天的晚上，中共设宴招待黄炎培一行。黄炎培见到了许多中共高级将领。在《延安归来》中，他谈到延安的人物时说：“至于中共重要人物毛泽东先生，依我看来是一位思想丰富而精锐又勇于执行者。朱德先生一望而知是长者。此外，轰轰烈烈的贺龙、彭德怀、聂荣臻、林彪、刘伯承……诸位先生（徐向前先生在病中没有能相见）在一般人想象中，一定脱不了飞扬跋扈的姿态。料不到，这几位先生都是从沉静笃实中带着些文雅，一点没有粗犷傲慢样子。真出于意外。”在延安举行的有一千人参加的欢迎会上，周恩来致欢迎词，黄炎培代表六人致答词。他盛赞延安的好风气，说他亲眼所见，没有一寸土地荒芜，没有一个人在闲荡，边区政府对每一个老百姓的生命和他们的的生活是绝对负责的，政治上更没有问题。以后黄炎培还去参观了杜甫川的光华农场和日本战俘工农学校。黄炎培还注意到延安的军民关系非常好，确是鱼水关系。凡是军队与地方百姓发生纠纷时，总是严责军队。
第二天下午，他们一行六人，应约到杨家岭访问毛泽东主席。在会客室里，黄炎培看到墙壁上挂着几幅画，其中有一幅画的是一把酒壶，上写“茅台”二字，壶边有几只杯子。画上有他题的一首七绝：喧传有客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是假是真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黄炎培说，这幅画是1943年当国民党掀起第三联单次反共高潮中，沈钧儒的次子沈叔羊为慰娱父亲而画的。在请他题词时，他想起传说长征中共产党人在茅台酒池里洗脚。于是题写出了这首七绝，加以讽喻。没料到，这画竟挂在中共领袖的客厅里！
在此后的三天中，黄炎培和毛泽东促膝长谈达十几个小时，使他对共产党的主张有了更深的了解。第一天黄炎培等叙述来意，和充分说出他们对时局的看法。说到双方商谈之门并没有关闭，毛泽东很表同意，还接着说，只为了门外有一块绊脚石，就是国民大会问题。第二天彼此交换意见，几乎每一个问题都充分讨论到。时间也占得最长。第三天谈出结论来了，对黄炎培他们提出的两点主张，即一、要从速恢复商谈；二、把国民大会问题的进行展缓些，毛泽东等人表示完全相同，而另外提出一些意见。黄炎培说，总之这三天的谈话，彼此都十分坦白，十分诚恳，不当做“办交涉”，而是亲亲切切地谈心。因为大家对于大局有相同的看法，这基本观念是一致的。
7月4日下午，毛泽东邀请黄炎培和冷遹到他家里作客。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有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支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区域一步步扩大，它有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到越发复杂起来，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是有，‘求荣取辱’的也是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 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说：“这话是对的，只有把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延安之行，黄炎培“抱着促进国共恢复商谈，召开国大，实施宪政心愿而去，却从解放区铁一般事实中认识到了真理。”大大澄清了黄炎培的许多模糊思想，使他从朦胧中看到光明灿烂的前景，成为他一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回到重庆，黄炎培写了《延安归来》。许多朋友对他说：“这万万要不得，你替共产党宣传，太危险了。”他说：“我只是用朴素的写实笔法，秉笔直记所风所闻和所交谈，绝对不加渲染，但一看就感觉到共产党完全为人民服务。”他还说：“写成付印，流传很广，特别是各地老辈和海外华侨，读了《延安归来》，了解到中国共产党这样可敬可爱，而并不是可怕。”黄炎培说：“延安五日，益增我对中国共产党的敬仰。”
解放以后，毛泽东与黄炎培的交往更多了。黄炎培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追求真理，敢说敢做。而毛泽东则把他当做中国共产党的挚友和诤友。这方面的事例太多，限于篇幅，就不赘述了。
编辑/马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