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黄炎培延安窑洞对“兴亡周期率”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 陈伟忠
在抗日战争结束前夕的1945年7月初，我国著名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当时中国第三方面力量的代表人物黄炎培等六人应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邀请赴延安访问，在访问期间黄炎培与中共领袖毛泽东有过一段关于“兴亡周期率”和“民主新路”的著名对话。近年来不仅人们将它媲美于传颂千古的“隆中对”，而被称之为“窑洞对”。并且也不间断地成为政坛学界和媒体所津津乐道的常谈常新的时尚的话题。从毛泽东开始几代中央领导人都曾谈及此事。最近，党的十八大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在走访民主党派时，又谈到了黄炎培在延安与毛泽东谈及的“兴亡周期率”对话。
一、延安“兴亡周期率”对话产生的历史背景
1945年春夏之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同盟军的军队攻占了法西斯德国的首都柏林，宣告欧洲战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结束，旷日持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只剩下以中国为主要战场的远东太平洋地区还弥漫着战火的硝烟，日本法西斯也行将灭亡，中国抗日战争已处在战略大反攻的前夜，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的抗日战争胜利已指日可待。此时，黄炎培对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已成定局而感到无比喜悦。但是当他目赌国民党统治区；蒋介石独裁专制，经济危机、民不聊生，而国民党蒋介石根本不顾中华民族的利益与人民大众的利益，为加紧准备抢夺人民抗战胜利的果实，为维护他们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为维护他的独裁政权而加紧内战准备种种情况，忧心忡忡。
通过实际调查研究与他几十年的亲身经历，黄炎培清楚地认识到作为一名国民参政员，决不能袖手旁观，必须行动起来制止国民党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他与诸辅成等爱国民主人士商量，建议尽快恢复国共谈判，反对内战、保卫和平。保卫中国人民为之浴血奋斗而取得的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成果。黄炎培等人主张和平、反对内战的主张，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但是国民党、蒋介石为了赢得时间，使他们能把国民党军队从后方抢运到东北、华北地区，便假惺惺地邀请黄炎培等爱国民主人士商谈，妄图为他们的假和平、真内战争取时间。
此时，黄炎培已经开始对国民党政府大所失望，并开始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为此他对中国共产党的解放区延安发生了极大的兴趣，从而也萌发了访问延安、了解延安的强烈愿望。于是，他与傅斯年等人为了促进国共在和谐气氛中恢复谈判，就共同起草了给延安的电文：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中央于6月16日发表了声明：宣布不参加即将召开的国民党参政会，并坚决反对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分裂人民、准备内战的“国民大会”。同时中共中央给黄炎培等人复电：倘因人民渴望团结，诸公热心呼吁，促使当局醒悟，放弃一党专制，召开党派会议，商组联合政府，并立即实行最迫切的民主改革，则敞党无不乐于商谈。诸公专临延安赐教，不胜欢迎之至，何日启程，乞先电示。扫榻以待，不尽欲言。
中共中央的声明严正地态度给国民党以明显地冷遇与指责，但是中共中央给黄炎培等人的电报，则表示热情与欢迎。黄炎培等人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诚意，也看出了从中进行调解的一线希望。于是黄炎培与另6位参政员商定了有关国共团结的三条意见：一是由政府迅速召开政治会议；二是国民大会交政治会议解决；三是会议之前政府先自动实现若干改善政治之措施。这三条意见虽遭到国民党政府谈判代表王世杰的阻挠，但是黄炎培等人虽然对国民党政府大失所望，但并没有彻底对蒋介石完全失去信心，他们面呈蒋介石，陈述他们的意见。同时也向蒋介石提出他们准备访问延安的设想。
二、延安窑洞对“兴亡周期率”的产生与历史意义
1945年7月1日，黄炎培以及诸辅成、冷遹、章伯钧、左舜生、傅斯年等６位应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邀请赴延安访问，6位热心于国事的国民参政员飞赴延安时，受到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等党政军领导人的热烈欢迎。
到延安后的第二天早晨，黄炎培就写下了一首七律：
“飞下延安城外山，万家陶穴白云间。
相忘鸡犬闻声里，小试旌旗变色还。
自昔边功成后乐，即今铃语诉时限。
鄜州月色巴山雨，奈此苍生空泪潜”。
黄炎培等人在延安共３天半时间，他们与中共领导人进行了紧张的会晤和社交活动。
在延安期间，黄炎培曾晤见陈毅、丁玲、范文澜、张仲实等畅谈；晋见毛泽东，陈述来意并畅谈所见；观看话剧“兄妹开荒”；参观沈华农场；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伯渠会谈商定“国民大会停止举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参观延安日本工农学校；访问陈绍禹、吴玉章、黄齐生等。
在延安访问第四天的下午，毛泽东邀请黄炎培与冷御秋到家中作客，促膝长谈了整整一个下午。亲密交谈中，毛泽东问黄炎培：“
黄炎培说：“我生60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到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大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好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认真听完这段话后说：“我们已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致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说：“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从，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得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毛泽东与黄炎培的这一段对话不仅仅是一个政治的概念，这更是一个科学概念，也是一个社会科学方面的问题。
一个政党，一个团体，要发展，就要按照科学发展观来管理，如不按照科学规律来办事、也就不能与时俱进，这个政党、这个团体将逐渐走向衰弱，甚至于走向灭亡。
在延安，黄炎培等人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多次交谈，并会见了陈毅将军等中共高级将领。会见时，黄炎培对中共高级将领们谈了自己对他们的印象。他说：“一般人一定想象你们中共许多鼎鼎大名的高级将领个个都是了不起的猛将，说不尽有多可怕，飞扬跋扈得了不起。哪里知道，你们一个个都是朴实稳重，沉静笃实中带着文雅，谈笑风生，随便得很，一点也没有粗犷傲慢的样子。我们无话不说，恰如古人说的‘如坐春风之中’。”
面对革命圣地一派清明、团结、向上的新气象,黄炎培连连赞叹“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毛泽东的回答，虽然令黄炎培较为满意，但是他也清醒地知道中国共产党要真正解决好这个“历史周期率”的难题，并非易事。因而他感慨之余,仍然十分担心今后中国共产党执政中国后，能否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
三、“兴亡周期率”是摆在执政党面前的一个真正难题
4年后的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这个难题就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中国共产党必须也有信心要解决好“周期率”的这一个难题。
事实上，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开始执政时确实是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奋发力强，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过程中，所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也确实正像黄炎培所提问的那样：“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干部们在成绩面前、在功劳面前、在金钱面前、在权力面前、在美女面前所表现出的现象也开始令人担忧，精神的懈怠、纪律的松懈、腐败的滋生、权力的争斗、金钱的诱惑等等，开始愈演愈烈，逐渐造成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越来越差。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后，党内的民主就没有了，党的威信也大幅度地下降，直到改革开放后，人民生活开始好转，党的威信才开始有所提高，但是由于没有解决好党的腐败、分配不公等问题，没有解决好人民迫切需要的物质与文化生活的问题，特别是官商勾结暴发户的出现，以及在贫困线上挣扎的贫困家庭全年的生活费用，不抵高官挥霍一顿饭钱，公费消费、公费旅游与巧立名目的公款私用（账外账、公转私），党的干部放纵其子女的违法现象等问题，在老百姓心中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虽然大家都知道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问题，但是面对新问题，党的执政理念没有及时的调整，特别是面对在新的执政实践中，我党如何来解决这些问题，如何来探索和破解“周期率”的难题没有找到真正的好方法。
大家知道吗？早年，北洋政府曾两次宣布他为教育总长，他都坚拒不就呢？黄炎培为什么曾立下誓愿：一生拒不做官呢？因为，一是志不同不相为谋，二是不愿与那些不为民作主的官老爷同流合污。那又为什么袁世凯会送他 “有官不做，遇事生风。” 八个字呢？因为，黄炎培为了人民的利益，经常会向当政者提出十分尖锐与中肯的意见。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有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辅佐之举，已成为重视人才、起用人才的千古佳话。中共领袖毛泽东和周恩来对党外有功、有德、有才之士，历来是精诚团结、礼遇相待、大胆起用。周恩来更是身教言传，强调“要学刘备三顾茅庐结交朋友，不要学张飞鲁莽简单的做法”。
周恩来认为，黄炎培为中国革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不仅在中国有较高的社会影响与地位，而且他确实是一个德高望重的社会活动家，国家难得的栋梁之才。于是，周恩来决心亲自登门相请，一次不成再去一次，中国共产党人的诚意感动了黄炎培，他答应在中央人民政府中任职。
黄炎培的四儿子黄大能问：“父亲，恁地年过七十而做起官来了?”
黄炎培回答说：“人民的国家，人民的政府，是自家的政府。自家的事，需要人做时，自家不应该不做，是做事，不是做‘官’。”
“自家的政府，做自家的事”，多么实在、多么闪光的语言，如共产党的干部真正在自家的政府中，做自家的事，就会做一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民好公仆，也就不会计较个人得失而去以权谋私。可是我共产党的干部有多少能真正做到这样呢？不是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就是党内争权，与民争利；不是铺张浪费、挥霍国家财物，就是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等等，这些现象已见怪不怪，司空见惯了。
在面对新世纪以来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时刻，2004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中国共产党开始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提出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新理念。以图改变党内腐败现象，但是仍然收效甚微。
四、“兴亡周期率”是尊重中国历史的一面明镜
黄炎培提出“兴亡周期率”的问题，实质上就是提出了一个党如何执政才能保持长治久安的问题。它触及的是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也就是党对国家政权、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进行领导的体制、机制、途径和方式。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重提“兴亡周期率”就是要将此作为中国历史的一面明镜，让全党永远记住这个难题，时时来破解这个难题，跳出“周期率”的支配。
讲求科学,是对执政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第一要求。把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作为一个整体目标明确地提出来,这在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表明我们党对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也标志着党的执政方式正在不断完善。
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是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的。科学执政是前提和基础,不论是民主执政还是依法执政,都要讲究科学、依靠科学,增强科学性和合理性。民主执政是核心和实质,科学执政和依法执政,都是围绕这一核心进行的,最终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民主执政。离开了民主执政,科学执政和依法执政就会失去根本意义。依法执政是科学执政、民主执政的基本途径和保障。无论是科学执政还是民主执政,都要严格依法办事。
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强调：全党必须牢记，只有植根人民、造福人民，党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只有居安思危、勇于进取，党才能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全党要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牢牢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在报告中胡锦涛再次指出：“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
一个政党取得政权不容易;执掌好政权尤其是长期成功地执掌政权,更不容易。中国共产党已经建党九十多年，成功执政也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在探索完善执政方式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大家也清楚民主执政模式是解决权力更替的最好办法。还权于民，由选民选举决定权力的更替，既保证了权力执政为公，又确保了权力更替的和平有序进行。要像毛泽东回答黄炎培问话时说的“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致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也诚如美国前任总统布什在一次演讲中说道：“现代政治最伟大的成就，不是产生了多少书籍，有了多少发明，诞生了多少伟人，而是找到了将权力关在笼子里的方法。现在，我就是站在笼子里和你们讲话”。权力关在笼子里，这是多么伟大的、多么实在的一句话！
新一代的领导人习近平总书记又重新提出了黄炎培与毛泽东在延安话说周期率的问题，证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下决心要解决好这个难题。习总书记曾说过：“一个实际行动胜过一打纲领”；通过党的十八大后党中央的一系列执政措施公布与反腐败行动的实施，我们可以相信,通过扎实推进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真正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够彻底破解“兴亡周期率”这个难题，中国共产党人也就决不会受“周期率”所支配，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一定能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中国之梦。
编辑/毕鹏宇
